评《大都会》（1927）

——无能的心和无解的“次要矛盾”。

洛宏

手-脑-心，意味着矛盾可以调和，然而在朗的导演下，却只有脑和手的矛盾可以调和。老弗雷德和洛宏的矛盾，洛宏和玛丽娅的矛盾，玛丽娅和玛丽娅的矛盾……在剧中不仅是不可调和的，而且是要为手和脑的调和而牺牲的。这就是希特勒对待德国社会的态度，用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转移社会矛盾。这是德国电影在本体论上的《纽伦堡法案》。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并不能掩盖弗里茨对政治强人的渴望。

在《大都会》里，弗里茨·朗既解构了卢德主义，又解构了工业资本主义。机器人带领工人摧毁机器，似乎是在暗示，煽动革命的终将被革命摧毁。资本家放任工人摧毁自己的机器，仿佛是在明示，机器并非权力必不可少的标志。暴动和生产力皆不可取，只剩下阴谋和意志。指使机器人带领工人摧毁机器的工业资本家不可能再是尊重自由市场的经济人，而只能是纳粹元首式的政治强人。

玛丽娅

美国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这样评价《大都会》导演弗里茨·朗：「即便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希特勒这样一个人，那么朗也会在银幕上创造出来。」

身为半个犹太人，担心被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的朗，却发现美国人对“超人”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凡人的故事。所以，朗的主人公只能成为爱德华·罗宾逊那种容易犯错的普通男人，或者格伦·福特似的顾家警察。呼唤政治强人的终为强人所累。

《大都会》（1927） 朗是深受德国纳粹的权力意志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未来主义的影响的，《大都会》毋宁说就是弗里茨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