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战国时期推行改革的诸侯国不少，因推行改革而历史留名的政治家也不少，但是像赵武灵王这样，君王主动要求改革，且要按照居住在蛮夷之地的胡人的制度、服饰进行改革，却仅此一人。
无论是什么时候，改革面临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定会面临着原利益集团的反抗甚至反扑，轻者以言语相劝或者“据理力争“，重者则会发动各种政变，拼出姓名，维护本集团利益。所以，改革不是请客吃饭。
赵武灵王的改革也遇到了阻力，对于立志改革的政治家，这些都是预料之内的，这次他遇到的是一个“忠臣“的反对。
赵造这位聪明绝顶的大臣，在开口规劝之前，先表了自己的忠心：“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诬国，贼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贼国者族宗。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隐藏忠心不表露，这是奸邪的行为。因私心而误国，这是乱臣贼子的行为。奸邪的应当被处死，误国的应当被灭族。这两者，是先王明确规定的刑罚，也是臣子的大罪啊。我虽然愚钝，但是愿尽忠心，即使冒着死罪也要说）。”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死谏言啊，赵武灵王赶紧表示：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畅所欲言，不加避讳，这是忠诚之士啊。君主不阻拦臣下发表意见，这才是明君。忠臣不避危险，明君不拒绝别人的意见，你直说吧）！”就算已经猜到赵造要说的内容，赵武灵王为了他的“忠”和自己的“明”，也要让赵造说。如果当时赵武灵王说一句：“如果你想劝阻我改革，就不要说了。”我们就看不到赵武灵王对于是否沿袭古制的见解了。
“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我听说：‘圣人不改变百姓而进行教诲，有智慧的人不改变习俗来教化他们。’顺着民心去教诲的，可以达到不烦劳而可获得成功的功效；尊重习俗而教化百姓的，轻车熟路，非常方便。如今大王改变原有的做法，罔顾习俗，改穿胡服而不顾及社会上的议论，这可不是在教导百姓遵守礼制啊。更何况服装奇异的人，心意放荡，而且习俗怪僻的地方，往往民心混乱。所以历来治理国家的人，不主张穿怪僻的服装，中原地区不仿效蛮夷的不开化行为，因为这样才是教导百姓遵守礼制啊。并且遵循原有办法，没有什么过错，继续奉行传统制度，不会偏离正道，我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赵造的这番话也是有理有据，先是引用圣人之言，然后说明目前百姓的习惯，从道德和习俗两方面为自己作证，接下来就算贬低胡人，贬低胡人的服饰，继而谈到胡服会影响老百姓的道德，影响国家的安危，最好的结尾呢，也不是生硬的要求赵武灵王一定不能改变，而是委婉的表达让他仔细考虑。这样的结尾也算是为自己的“生”，留了一条后路。
面对这样表忠心又言辞没有那么激烈的臣子，赵武灵王的回答也是丝丝入扣：“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古今的习俗本不相同，为什么一定要效法古代？历代帝王互不相袭，为什么一定要遵循古代的礼制？”
“伏羲、神农时代，只采取教化的方式来统治百姓，并不用刑罚。黄帝、尧、舜时代，即使动用刑罚也不会迁怒。夏、商、周三代的圣王，都是观察社会具体情况再制定法令……如果说服装特殊就会思想放荡，那么服饰正统的邹、鲁两国，就应该没有放荡之人了；如果说风俗怪僻的地方，百姓就会心生动乱，那么风俗特殊的吴、越地区，就该没有良民人才了。”
赵武灵王不仅以古训和服饰来反驳赵造，还顺便用谚语点拨了赵造一番：“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谚语说：‘按照书本上的方法驾车的人，不能通晓马的习性；用老办法来应对现在的情况的人，不懂社会的变化。’所以一味遵循旧制的做法不会建立盖世的功勋，尊崇古代的礼法不能治理当代，希望你不要再说反对胡服的话了）。”
这算是纸上谈兵的另一种说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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