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爸爸从新立屯去了长春。那时长春已改成了新京，变成了伪满的都城，溥仪当上了傀儡皇帝。
爸爸所以去长春，是因为：我奶奶有个堂弟，叫刘汇丰，我叫他三舅爷。他在长春开了一个“协和酱园”。生意做大了，缺人手。几次三番的找我奶奶，非让我爸爸去不可，我奶奶一口回绝，“不去，不去，那个地方，小日本鬼子多，不安全。”
过了半年，爸爸从新立屯回家过春节，三舅爷特意从长春赶来，和我爸爸天天聊，一聊就到深夜。最终，在奶奶的点头下，我爸爸去了长春。这一年我爸爸26岁。后来听奶奶说，刘汇丰答应给我爸爸股份，还兼任经理。为这事还得罪了新立屯的老板，那时我爸爸已经是大掌柜。爸爸和刘汇丰拿着厚礼，专程去新立屯向朱老星道歉。此后，朱老星回西佛镇养老，爸爸春节回家时一定要去看看他，以表对当年关顾提携之情的感谢。
提起，刘汇丰这人，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记得他有50多岁，大高个，白白净净的大脸盘，头发稀疏，前额明亮，胡须聊聊可数，大眼睛，很有神，眼珠子都会说话，戴着一副精美的眼镜。我看见他多数是春节时，他穿一件黑段子、蚕丝棉长袍，外罩银灰色的、绲着黄边的马褂，头戴水獭皮帽，脚穿一双黑色的皮靴。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棍，有时拄着，但更多时候是拿着的。他还有一件稀罕的东西，就是一尺来长的乳白色的象牙烟嘴，据说在西佛镇里，也就这么一只。春节期间，我爸爸和他回老家过年，他几乎天天，到我家来，论起来是我家舅爷，要好吃好喝恭敬着，当然，他孝敬姐姐----给我奶奶的礼物更多。
三舅爷刘汇丰家住在西佛东街，三间青砖大草房，还有两间挂耳，三间东厢房。院墙高大敦厚，院落宽敞干净，砖铺甬路从大门一直到房门。平时，只有三舅奶一人住。三舅爷在长春纳了妾，他和三舅奶有个儿子，叫刘希鹏，腿有残疾，在长春开了一间照相馆。和小三舅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刘希明，南开大学毕业，在天津工作，女儿在长春当医生。三舅爷只有过年时才回来一次，大多数自己回来，几年间或许带全家回来一次，表面看一家人还是蛮和谐的。
我爸爸从打去长春以后，就一年回来一次。真有点“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感觉。
每逢春节，我爸爸一定要回家的，看望老母妻儿。爸爸从长春坐火车到大虎山，然后，在大虎山雇一辆轿车，那时的所谓轿车，就是精致的大轱辘车，木雕的车蓬，罩上红色的毛毯，车厢里铺着厚厚的毡被，车蓬外是绣花的门帘。套上走路平稳、跑得飞快的大红骡子（走骡子）拉车，大红骡子的颈项上系着红布，带着一串铜铃，跑起路来，有节奏叮咚叮咚地响，赶车的把式手里举着一杆红缨长鞭，摔的啪啪响。能坐这样的车，一看就是有钱有势的主，回家过年了。再雇一辆四套大马车，拉上满满一车从火车托运回来的年货，紧紧跟在轿车的后面，威风十足的回故里。
大虎山距离台安县城70华里，县城距西佛镇还有25 华里。全是土路，近百里的路程，跑了大半天，远远的就听到铃铛声声，马蹄哒哒，鞭儿清脆。奶奶颠着小脚，在妈妈的搀扶下，我牵着妈妈的衣角，弟弟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家人奔向大门口，姑姑、姑父早已跑在我们的前面。左邻右舍也站在自家的门口观望，窃窃低语。“吁”的一声，两辆马车一前一后，停在我家大门前。只见爸爸跳下车来，喊声“妈妈”，撩起长衫，眼含热泪跪拜在我奶奶面前，姑姑、姑父急忙扶起，奶奶不停地拭着眼角，妈妈默默地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和弟弟却远离爸爸，围着奶奶转，一家人如此悲情地相见，真是相见时难啊，我们全家人相拥进了院子。
姑父领着人去卸大车上的东西，可真多、真全、真好：给奶奶买的绸缎衣料、好烟叶、极品茶、上等糕点、人参鹿茸等补品……；当然，更少不了妈妈金丝绒长袍、礼服呢绣花鞋、疏头油雪花膏……；还有我和弟弟的小衣服、小皮鞋、小帽子、小玩具……。更多的是过年的东西，用蒲包装好的下锅子的肉片、黄花鱼大马哈、山木耳野黄蘑、精细的绿豆粉……；还有爸爸他们酱园的特产，各种酱菜、上好的瓷坛装的酱油、陈年的米醋、腐乳臭豆腐、东洋的“味之素”、还有一箱箱的小瓶酱油、小瓶白酒、小瓶卤虾油……。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只不过是我们的生活日用品。可是40年代的农村，连酱油都没吃过，更何况什么红红的腐乳、臭哄哄的臭豆腐了。更别说那个小日本的“味之素”了。
闻讯赶来的邻里们，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姨，表哥表弟。涌进我们家里，嘘寒问暖，乱哄哄的，分不清是谁说的话，只听见“好，好，好”、“啊，啊，啊”、“是，是，是”、“对，对，对”。我奶奶将爸爸拿来的东西，一人分一点，除年长的拿一瓶白酒外，其他人就他拿一瓶酱油，你拿一瓶醋，我拿一瓶卤虾油……连声谢谢，闹腾一个时辰，人们渐渐散去。
我爸爸从12岁学徒起，历经十多年，靠他的聪明才智、人情练达、诚信公平、洞察商机、精打细算、吃苦耐劳，终于从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穷小子，跻身于西佛镇有名望的商人行列。
每年，爸爸回家总有一人必来拜访，这人就是何振春。他是我姑父的远方本家，管我奶奶叫“三婶”，我爸爸称他四哥。平时也常来我们家串门，有时帮我家办点事。
在我的印象里，这位四大爷，他几乎总是那个打扮：黑布旧长衫，系着紫褐色腰带子，瓜皮帽头，帽顶上有一颗红珠子，挤脸布鞋，穿着一双白色布袜子，扎着裤脚。他40多岁 ，能说会道，活灵活现，在人群里，总是听他一个人说，讲得满嘴呀冒沫子。他有一杆旱烟袋，烟袋杆上系着一个蓝色的大大的烟口袋，不冒烟的时候太少了，抽完一袋，把烟袋锅往鞋底上磕打磕打，再装上一袋，接着抽，牙都抽黑了。他长相比实际老多了，像60岁的人，黑脸膛，额头皱纹深如刀刻，长长的稀疏的眉毛，还杂有几丝白色，头发花白，脑顶头发已经多乎哉不多也了，背稍稍有点驼，似乎他的肩上担着太多的故事，走路微微前倾，好像他总是忙个不停，步履轻盈，走路如风，在西佛镇他总有办不完的事。他说话的快捷，走路的利落，方显出这人洒脱、干练、精明的本色，这时他又像30多岁的人了。
何振春虽是农民出身，但主业却是个经纪人，在市场上，我见过他帮人买卖一匹大白马的交易过程：长衫撩起一人一只手，在里面比划，嘴里不停地说“这个数，这个数”，“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讨价还价之后，又和另一个人，“这个数，这个数”，“不行。不行”三番五次的撩起长衫，五次三番的“这个数”，“不行”。最后，一击掌：“成交”。买主把钱交到中间人手里，中间人抽出几张，揣进自己的腰包，再交给卖主，大白马就牵走了，这笔交易就结束了。
何振春又是穿梭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搭桥人，在西佛一带，谁家要卖房产地业，必定要托他办，在他心里知道，今年李家要卖房子，王家要卖地了；张家能买得起房，刘家能买得起地。
春节时，爸爸刚回来的当晚，何振春就登门造访。自然少不了的寒暄，述说一年的想念，倒出一年的祝福，恭维一年的发达。讲了一袋烟又一袋烟的工夫，直到满屋朦胧，人们咳嗽不停时，他才进入主题。他当着我奶奶面，对着我爸爸说：有人卖地。地块好---那，“河套地”，地势湿润，常年不旱，最适合种粳子，是块好地；那，“岗边地”，地势高平，多大雨也不会涝的，最适合种麦子，是块好地；那，“吴家坟地”，地势髙洼不平，高处可种谷子，低处可种稗子……。价格便宜，人家等用钱，每亩地比去年至少便宜5块大洋，只不过要现银。又说，我看西佛这些有钱的主，谁也不如你。
经过他的游说，首先奶奶心眼活了，妈妈更乐意，大半辈子哪有过自己的土地，现在终于要有了。在奶奶的授意下，我们家买了第一块地---“河套地”。
土地交易是很讲究的：买卖双方在写文书地契的当天，请来土地的四邻，在何振春的主持下，首先要去实际丈量土地，让四邻看着。用的丈量器具是“弓”（一弓为五尺，十尺为一丈，360弓为一里，一丈为3.33米）。“要道打中心，河打底”。量完后，画成图。再回到买主家，写文书地契，写成后，何振春当着买卖双方和四邻面，宣读一遍，如均无意见，就签字画押，摁手印。买卖双方主人、四邻、中间人都要签画押摁手印。然后，交钱，换文书，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留一份。这一切办完之后，买家主人要摆酒席，款待卖方及四邻，更有中间人，当然少不了亲朋好友。究竟背后，爸爸给何振春多少好处费不可而知。
就这样，我家此后几年，几乎年年买地，到了解放前夕，我家已经有了近80 亩土地。就这80亩地，给奶奶带来无比的欣慰和快乐，却给我们后人带来无可言状的折磨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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