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上，有一座令人高山仰止的丰碑，它就是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由北京、清华、南开迁至云南昆明合并组建而成。
现云南师范大学就是原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址。大门右侧是朱光亚先生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左侧镌刻着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当年的校门，早已不复存在。后云南师大在校内遗址上重建了校门，再现了联大昔日风貌。
1937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3校8000余名师生，先迁移至湖南长沙，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2月，日军占领南京，战火逼近武汉、长沙，仅维持了4个月的长沙临大被迫于1938年2月再度西迁至离战区的昆明，4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选修班。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3校开始北返，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确实令人高山仰止，但其伟大确实有迹可循的：
首先，抗战期间虽然艰苦，但国民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还是很有远见的，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曾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也正因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当时的西南联大可谓众星云集，星光璀璨，那一长串让人仰望的名字：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刘文典、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锺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吴晗、叶企孙、饶毓泰、赵忠尧、赵九章、任之恭、曾昭抡、李楷文、雷海宗、何炳棣、吕梦雅等等，正是他们艰难地护佑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生，维系了中国的科技文化传承，并使其在逆境中成长，使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其学术特色却达到了中国高校历史的巅峰，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动荡年代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此外，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依然坚持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设立了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3位原校长为校委会常委委员，主席相当于校长。
虽然按照学校制度规定，校委会主席由常委轮任，但蒋梦麟、张伯苓二位校长在推举了梅贻琦任首届主席后，为保持校长责任制的权威，都转入重庆任公职，不再参与主席轮任。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教授会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从未中断。所以，联大的实际校长一直是梅贻琦一人担任。
伟大的环境造就伟大的人才，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也秉承了其师长伟大的传统，汪曾琪、殷海光、王佐良、许国璋、任继愈、朱德熙、黄昆、刘东生、叶笃正、杨振宁、李政道等等，无不独领风骚！
伟哉！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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