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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革宗教会也分裂加剧?》

《为什么改革宗教会也分裂加剧?》

作者: 954643bed64b | 来源:发表于2017-09-24 20:17 被阅读438次

        正值改教运动五百周年之际,全世界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站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了历史纬度,回顾整体抗罗宗教会的历史过程,可以说实在让人喜忧参半。当喜的是什么我想在这里无需赘述,但有一件事可谓极其令人堪忧,是不得不引发我们重视的,那就是:无论您是否承认,不管您愿不愿意,抗罗宗教会在这五百年以来正在不断地分裂。我们都知道,在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天主教与东正教就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而后,虽然在1517(实际是1520)年,抗罗宗教会正式与天主教决裂,从而使得广义的基督教世界实现三足鼎立。但在后来的历史中,照比天主教与东正教如今仍如铁板一块的完整性而言,抗罗宗教会那种开宗之迅速、派系之林立、局面之混乱与教会之繁多的盛况都是空前绝后的。叫人目不暇接,难以分辨。据说,全世界范围内的抗罗宗教派多达一千种以上。这是怎样的一个数字?是的,我们需承认,即使是圣而公之的教会也实在需要多元化,这更能凸显出抗罗宗教会的低派模式,也能从某方面表明抗罗宗“不断改革、不断归正”的精神。但是,只要我们留心去审慎观察这些目前正在持续上演的分裂事件,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都是非必要的。当然,有些分裂实在避免不了,比如教义原则的区别,又或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鏖战。那是一种分别为圣,理当拥护。我们也晓得,对于各种形式的分裂而言,其中又不乏地缘与政治因素。但事实上,教会分裂更多的则是人为因素。

        当改教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在欧洲大地遍处展开之际,天主教随即也开始改革。但其改革也仅仅是停留在体系内部。诚如耶稣会正是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派,这一派虽自成体系,却从未独立于教廷之外。转而我们再看抗罗宗诸教会,却一分再分。先是产生了传统三大宗:路德宗(信义宗Lutheran Church)、改革宗(加尔文宗或长老宗Calvinists or Reformed Churches)与安立甘宗(圣公会Anglican Communion);再细分为六大宗:前三宗外加卫斯理宗(循道宗Wesleyans)、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浸礼宗(浸信会Baptists)。而浸信会又起码可以分为“改革宗浸信会”与“亚米纽斯主义浸信会”。循道会起码有“怀特腓循道会”与“卫斯理循道会”之别。后来,循道会到了美国又分出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循理会和圣教会来。安立甘宗则分“高派”与“低派”。路德宗目前在全世界也有各样形式的派别。这还远远不够,在其中,最多样化的则是常被人忽略的改革宗。纵使改革宗神学最接近(合乎)圣经,但事实上改革宗教会却最为复杂,几尽分崩离析。在英语世界的长老会与低地国家的改革宗教会纷纷登陆美洲后,教会就没有停止过分裂。当然,我再一次强调,我相信这其中有些分裂实在是必要的,比如梅钦博士为了保留纯正信仰的种子不惜与美国长老会决裂,从而出离普林斯顿体系,创建西敏神学院与信正长老会(OPC)。他是斗士,值得我们仿效。不过,虽然有些分裂是避免不了的,但很多广义改革宗教会的分裂也依旧令人十分讶异。根据《(欧洲与北美)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家谱》(Family Tree of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Churches)一图,我们获知:在苏格兰长老会发展的早期,就有市民派与非市民派、旧光派与新光派之别,后于1843年彻底分裂。即使是到了美国,教会分裂的趋势也未能止息。美国长老会从源头来说主要有两支,一支是来自于苏格兰长老会的在北美通过宣教而形成的第一个区会(1704年),后来组成费城长老大会(Synod of Philadelphia),但仍受新光派与旧光派所影响,这时的长老会经新学派与旧学派总会,发展出美国长老会与美南长老会。在这两大源流之下,又有几股极有实力的长老会产生。而在美国早期发展的另一支归正教会则是来自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长老会“盟约派”,即后来的“改革宗长老会”(RPC)。此派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大分裂,可谓刻骨铭心。其中在1783年的第一次分裂甚至导致绝大多数的堂会与其牧师都出离了。

        至于“荷兰改革宗教会”(NHK)在1618多特大会之后,也产生出许多派别。如:“分割的基督教会众”(CAG)与“十字架之下的归正教会”(GKK)、改革宗联盟内的各派别与联盟之外的荷兰归正教会(GGBN)……在这几大体系的影响下,目前在北美的广义改革宗教会起码有: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RC)、圣约长老会(CPC)、圣经长老会(BPC)、加拿大改革宗教会(CanRC)、自由改革宗教会(FRC)、更正改革宗教会(PRC)、美国联合长老会(UPC)、美国长老会( PC USA)、加拿大长老会(PCC)、福音派基督教长老会(EPC)、美国长老会(PCA)、正统或信正长老会(OPC)、改革宗长老会(RPC)……

在这些之外,连韩国长老会也有“高神”、“总神”、“统合”与“大神”之别。纵观整个国际,已经形成的改革宗教会实在名目繁多,难以尽数。这种趋势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也未见改观,各种分裂事件反而在短短的十余年之内层出不穷。甚至可以说:一言不合就分裂已成抗罗宗,甚至改革宗教会的一大特色。这着实叫人深感痛心,悲愤不已!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如此景况呢?我想与以下几点息息相关:

一、改教运动联于自由主义思潮。

        在欧洲社会的所有历史中,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古代与现代两个阶段。而古代与现代的分水岭则是十四世记的“人文主义运动”(humanism movement)。起初的人文主义运动是美好的,它并不涉及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敌我冲突。但在发展过程中,人文主义运动开始更多注重人的角色。较比中世纪将人性完全抹煞的局面,这似乎略有进步。但这也昭示着宇宙与世界主角的替换。从神到人,从天到地。人文主义运动的发生与印刷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因为,毕竟民众的文化是社会变革的燃料,文字的影响力远超枪炮。当时,随着人们的生产工具不断改革,生产力也愈发发展。在相对富裕的处境下,人们一点点地暴露出对现实生活的期盼与对信仰生活的不满。原本,在专制政权与教会权威成垄断的状况下,欧洲社会到处都渗透着一股压抑。这种压抑张力重重,尤其体现在罗马教廷与信徒、贵族与国民、教皇权柄与君主权柄之间。可以说是矛盾频生,冲突剧烈。在艺术领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甚至早于人文主义运动而首开个人追求之先河,这使得原本只有黑白灰的世界变得多姿多彩。从而也释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蒙昧无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知道文艺涉及世界观、价值观与信仰观在内的一切思想范畴。因此,其影响力可想而知。此运动从14世纪持续到17世纪,给整个的欧洲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复兴与后来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一道,极力反对在社会上早已成型的固化思想模式,大肆宣扬自由、民主与平等。在我看,无论这些运动的形式有多少种,也不管这些运动产生的文件有多少册,其本质都是祛上帝化的。他们是笃定反对那些早已厌烦的静态人生的,那就是他们谓之为“自由”的生活。

        改教运动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起的。虽然在本质上,改教运动较比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建立新教伦理,后者则是偏废任何权威)。但是,在反对天主教世界那种种错缪的同时,改教运动中一些不成熟的参与者必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反对集权统治往往引致乱民暴政,反对垄断圣经往往导致私意解经。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已经验证了这一切,因此,不在本文话下。于是,部分抗罗宗教会就在“自由”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与夏娃的愿望不谋而合。虽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抗罗宗教会遍处开花,果实累累。但却是越发多样化,越发离散化。在全人类都希图从上帝手中再抢夺更多一点自由的情况下,抗罗宗教会也随着这股大潮奔腾而来。我们相信,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真正的自由是特别需要的,但过分的自由则是后患无穷的。基督教所倡导的自由绝非为所欲为,乃是有所不为。这就是在律法中的自由,是合法化的自由。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好好拿捏与把握的。在自由之道上有失平衡,必然会危害教会。正由于很多抗罗宗教会过分追求自由,因此,随即越发无法无天。这也导致第二个严重的问题。

二、缺乏权威中心性的基本意识。

        为了反对教皇与教会权威,因此必须树立这之外的权威。天主教是以教皇(彼得的座椅)为首所构建起来的宗教体系。他们有梵蒂冈作为崇拜中心,有教皇口谕作为不二真理,有会议信条作为整体纲领,甚至有神学大全这类巨著作为神学解释。这一切都使得其具备空前的凝聚力。而在反对这一切之时。复原教最早的一些教派都多少有些极端,尤其以路德宗与慈运理派为甚。当然,这也与那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时代背景有关。天主教教会强调公共化,抗罗宗教会强调个人化。过分公共化的危险是独裁主义,过分个人化的危险是分离主义。在没有统一纲领的情况下,任何组织都必然有如散沙一片。这也凸显出在教会治理的层面,只有长老制最合乎圣经的原则。长老制可以避免主教制的过分独裁,又可以避免会众制的过度散漫。能够使教会合一起来的机制如果不存在,那么,就只能依靠具备特别人格魅力的超级领袖来凝聚人。而如果这类领袖越来越多,那么,教会的教派也就就会随着越来越多。后来抗罗宗教会的发展也正应验了这一点。赞同马丁路德神学的成了路德宗,赞同慈运理的成了改革宗,赞同加尔文的成了加尔文宗,赞同卫斯理的成了卫理工会,赞同诺克斯的成了长老会,赞同卜威廉的成了救世军,赞同达秘的成了弟兄会,赞同宣信的成了宣道会,赞同博朗的成了公理会……尤其是公理宗,特别强调个人对圣经的理解,从而使得问题越发复杂化。在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哪个区域的改革宗都是与其所认信的教派息息相关的。都是新教,甚至都是改革宗,但却不尽相同。和而不同原是好的,但相互排挤却时有发生。这个局面究其根源就是整体复原教已经承袭了一个大传统——隐藏在自由这个词汇背后的个人主义。在没有天主教那些足够凝聚力的条件下,其实,圣经应该是唯一能够聚拢复原教各教会的宪法,它如同一个纽带,本来可以串联起所有复原教教会。但尽管复原教人人喊着“唯独圣经”的真理,却时常绑架圣经为自己的错缪辩护,又或者缪解圣经建立起一整套离经叛道的奇葩教义。是的,信徒当有圣经的阅读权。但是,信徒应该只能有阅读权,这个权利曾经被天主教剥夺了。信徒绝对不能拥有圣经的解释权,这是过分的权利。圣经解释权必须还给教会。它应该被牢牢的掌控在教牧人员的手中。而在改教先入驱马丁路德“人人皆祭司”的口号下,太多复原教教会误用了自由,导致人人都想发言,人人都想作权威性发言,人人都想通过发言以证自己对圣经的见解。发言无过,表达立场也无妨。问题是个人的见解一旦有违圣经原意,其必然导致多权威的局面。事实上,“人人皆祭司”的真理并非指圣职,也不是指解经。这句话乃是从救恩论的视角出发,认定:人人(信徒)都无需其他神父作中保而与神建立关系,也就是说,信徒可以靠着基督直接来到神面前侍奉!但凡误解了“人人皆祭司”,什么女监督,什么成功神学,什么同性恋合法化都会随即产生!

三、个人归属超过大公教会归属。

      正因为没有能够使得改革宗诸教会合一的权威存在,因此,多少人意图合一的尝试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叫人好不忧虑。如果圣经本身未能使改革宗诸教会合一,《基督教要义》不能,“改革宗诸信条”不能,各教会法规又千差万别。试问,改革宗能不在分裂的路上愈走愈远吗?这样,个人归属超过大公教会归属也是必然的了。这正应了圣经中保罗的提醒:

      【林前1:10-13】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抗罗宗教会总是强调个人归属,一旦某位恩赐突出、才干明显且能力超众的牧者产生之后就一定有一群铁杆粉丝。这群铁杆粉丝往往只肯定某一位其认定的牧者。这更加加剧了教会的分裂局面。因此,我们惯常听说:“我是这位牧师教会的,我是那位牧师教会的;我是这个人的学生,我是那个人的学生;我是这个系统的,我是那个系统的。”这几尽成了多少人的口头禅。当然,我们不应该忽略圣仆在各时代中那种有如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我们若果神化了这些牧者必然导致重此轻彼。也必然出于个人情感而宁愿牺牲真理。这在改革宗诸牧者产生摩擦时可以清楚窥见。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往往屁股决定脑袋。我喜欢谁,立刻为谁站队。很难从其中跳出来,客观冷静地看问题。这根本不对。这样下去,对教会与其他牧者的伤害都是空前的。以往,在复兴运动时期,倪柝声弟兄与宋尚节博士之间,倪柝声弟兄与王明道先生之间都曾发生过一系列的矛盾与摩擦。本身给整体教会带来过相当的破坏。但起码当事人都是生命丰盛的圣徒,因此,也就没有产生更大的恶劣影响。而今则不同,我们一面在重蹈历史覆辙,一面在犯着新罪。改革宗牧者(尤其是名牧)之间往往容易相互论断,彼此对立。其实这种状况并非这个时代的特色,它在改教运动时期就已初露端倪。比如,路德宗教会在1580年所编写的《协同书》中(协同书包括《奥格斯堡信条》、《路德的大、小要理问答》、《施马加登信条》、《协同信条》)就定罪了同时代一些典型的归正神学家,其中,以加尔文为甚!那根本不是促成和睦信条,反而乃是。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多特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那只是针对抗辩派的具体回应,它既合乎圣经,又有益教会。如果因此带来了教会分裂也是必要的。但《协同书》则不然。路德宗不分青红皂白地凭空定罪导致的教会裂痕极大,到今天仍旧未曾愈合。既然传统路德宗的信仰与经典改革宗的信仰都是在正统承传之内。那么,都是大公教会传统。彼此本应相互尊重。但当彼此定意对立以后,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如果,抗罗宗教会都真正践行唯一圣而公教会的真理。

四、对教义细则过度苛求与较真。

        在今天的中国教会,牧者间只要都在大公信仰的框架内实在需要相互建立,而不是相互拆毁。不然,教会的分裂是势不可挡的。一位合格的教牧必须知道什么是需要据理力争的,什么又是不必苛求的。我们需要原则上高度一致,细则上求同存异。如果不在这个思维模式下,一个牧者一小帮,站个山头称个王。后果可想而知!改教时,都是出于对纯正教义的坚持,因此众改教家都希望不断带领抗罗宗教会回归真理之内。这是他们单纯的初衷。但由于个人的罪性使然,又由于改教家的经验匮乏,或者由于他们的某些盲点,新教并未成为一个步调一致的整体,乃是在后来的历史中分门别类。路德宗教会即使首开归正之先河,但也首开四处树敌之先河。当时,形成了一个新教传统,正如路德在“桌上谈”时仅仅因为圣礼论的问题,就与另一改教大军慈运理派决裂。当路德与慈运理决裂之时,这种细则引发的矛盾就不断升级,甚至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而路德在救恩论上与加尔文的立场也不尽相同。这本来都是可以相互尊重的。可是事态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得改教诸派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反而在复原教内部造成了极多的纷争与对立。

        今天,无论是在实体教会,亦或是在网络空间。我看过、听过无数的辩论与争吵,内中大多数都是无甚必要的。对于诸如:治理是不是必须迅速过度到长老制(非同教会需不需要治理)、崇拜是不是唯独诗篇(非同崇拜是不是可以用摇滚乐)、女人可不可以在会中发言(非同女人可不可以作监督)、是不是应当设立主日学(非同是不是应该施行孩童宗教教育)、三自里是否有真信徒(非同是不是必须走家庭路线)等等问题,本来应该可以通过沟通尽可能争取和睦。但在一些心性与知识都不甚成熟的基督徒那里,这些反而都变成了教会分裂,个人对立的导火索。对于初信者,老圣徒当满了爱心规劝,他们尽管在思想上,又或是在真理上都极其匮乏,但他们必定需要一个成长过程。为什么我们只允许自己慢慢成长,却对别人拔苗助长呢?这都是引致纷争的罪孽。

                                  转孙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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