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爷爷声名显赫，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孙诒让。
他的父亲孙延钊，幼承家学，曾担任省图书馆馆长、浙江通志馆总撰。
然而，他并不像祖父和父亲，擅长而从事文史工作。“当时倡导西学，认为学数理化更实用。”在父亲的支持下，他选择了理科，成为一名工程师。他没给书香世家丢脸，曾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知识分子称号，甚至连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也有他的一小份功劳。
他，就是孙宝麟。
从小搬家改名
日前，记者来到孙宝麟位于杭州的寓所。一楼的房子已有些年头，外带一个小阳台，种了些花花草草。88岁高龄的孙老略显瘦小，但精神矍铄。乡音不改的他，见到家乡来访的记者，分外开心。
1927年，孙宝麟出生于北京，距离祖父孙诒让(1848—1908)逝世已有19个年头。
就在同一年，孙延钊(1893—1983)带着8个月大的孙宝麟回乡，整理父、祖著作，复勘其父家刻本《周礼正义》、《名原》，撰写孙衣言、孙诒让年谱，编辑了《经微室遗集》等。“父亲曾多次向我提起过爷爷，他的治学非常认真严谨，我非常佩服他。”孙老说。
“我父亲原本排行老二，但老大英年早逝，我家遂成为长房，住在主屋东面，即现在的孙诒让故居。”关于玉海楼的记忆，孙老已经很模糊了。因为，在他6岁时，举家搬到了温州。
孙延钊原有8个孩子，不幸的是，前面7个相继夭折。在35岁那年，孙延钊才有了老八，原本取名为孙经遂。在老八6岁时，家人一直唯恐他也养不大，于是，搬到温州市区，认了干爸、干妈，替老八改名为宝麟，麟为瑞兽——麒麟的简称，以示庇佑。孙宝麟顺顺当当长大了，只是与父亲一直聚少离多。
抗战爆发后，孙延钊作为省图书馆馆长，携带重要书籍，四处逃难，先后逃到青田、文成等地。“有一次，逃难到丽水时，父亲差点被炸弹炸到了。”孙宝麟心有余悸地说。
从温州中学毕业后，孙宝麟考取杭州之江大学机械系，与父亲团聚。不久，一家人定居于杭州。
受毛主席接见
大学毕业后，孙宝麟被分配到浙江铁工厂(1953年，浙江铁工厂更名为杭州通用机器厂，1958年改名为杭州制氧机厂，现为杭氧集团)，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孙老至今还珍藏着一枚当时的纪念章，记者看到，纪念章前面写着“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纪念章”，背面写着“1956年7月，杭州通用机器厂委员会赠”。
“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大家士气高涨，工作都很努力。”孙宝麟更是没日没夜，几乎放弃所有的休息日，白天工作，晚上讲课，教工人们学技术，搞科技更新，提高生产效率。
辛苦付出，必有回报。1956年，孙宝麟作为省科普工作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其中浙江省仅有20来人。开完大会，主持人通知大家：“毛主席准备接见你们！”顿时，会场沸腾了。随后，一辆辆车子依次将大家送到中南海怀仁堂。
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穿过礼堂，来到后面的大院，排成一个半圆形的队伍。毛主席从里屋迈着大步走出来，绕一圈，不时地和大家亲切招手问好。“亲眼见到毛主席，大家的心情甭提多激动了。”说着，孙老起身到里屋，“扛”来一张极为狭长的黑白相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人。“坐在中间的有毛主席、周总理……合影总计有1000多人。”
这照片该有多长呢？孙宝麟随手拿起腰间的卷尺量了一下，长约180厘米，宽约24厘米。
这张大合照孙宝麟一直珍藏着，随身携带，甚至还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那是“文革”期间，孙宝麟受到冲击，被审查批斗，被关进牛棚，被人举报为反革命，反毛主席。“我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对毛主席是很有感情的。”他义正词严，不卑不亢，并拿出那张合影照片。眼见为实，对方方才作罢，孙宝麟也逃过一劫。
与原子弹“结缘”
1957年，孙宝麟可谓喜事连连，先是光荣入了党；同年，他与一位上海姑娘喜结连理。可是之后几十年的生活，孙宝麟过得可谓是“颠沛流离”。
为了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1958年，孙宝麟被调往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先到大连外国语学校学习一年俄文，后出国到原苏联的一家工厂学习。1960年，他学成回国，回到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担任产品设计科科长。
才安心工作两三年，孙宝麟又接到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1963年，二机部(第二机械工业部，1982年改名为核工业部)在全国抽调100名工程师到北京，从事铀钚工艺研究。作为工程师，作为共产党员，孙宝麟当仁不让。
1960年，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研究原子弹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在严峻形势压力下，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
隔行如隔山，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何况放射性元素有危害性，超临界就会爆炸。可是当时连个指导的人都没有，全靠啃书、自学。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孙宝麟和大家一起埋头苦干，发愤图强，一一攻克技术难关。“像朱光亚、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都是我的上级。”孙宝麟说。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大家还未充分分享成功的喜悦，1965年，他们就转移到四川山沟沟去了，因为当时提出要搞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提倡进山、进洞。“当时我所做的工作都要求保密，父母甚至连我爱人都不知道我做什么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地方，仅仅告诉家里一个信箱地址。”孙宝麟说。
晚年兼做“编审”
在孙家，吸引记者目光的，除小茶几上摆放的有关孙诒让的相关著作外，还有一个小型工具桌，上面架起锯子等工具，一旁则有几张小椅子和小板凳。“你看，这小板凳还可以折叠，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用来打发时间，还能锻炼身体。”孙老笑道。做木工活给他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文革”后期，二机部“靠边站”了，工厂停工了，孙宝麟闲得慌，跟随同事的父亲学了木工。
直到1974年，孙宝麟才调回杭州原单位。回到杭州后，大儿子都读高中了，小儿子已上小学。
1987年，孙宝麟退休了，安享晚年。但最近这十多年，他反而忙碌起来。
2001年，我市作家陈小萍、胡小远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末代大儒孙诒让》时，就曾来到杭州，找到孙宝麟，搜集素材，征求意见。2009年，改编自《末代大儒孙诒让》的电影《风雨玉海楼》(又名《一代大儒孙诒让》)上映前，孙宝麟又成了“业余编审”，戴上老花镜，仔细审查起讲述自己家族的电影剧本。
瑞安、温州、杭州等地均曾隆重举行纪念孙诒让的各种大会和学术研究研讨会，出版纪念专刊。孙宝麟多次受邀出席，并上台发言。2008年，在纪念孙诒让诞辰160周年的大会上，孙宝麟做了《孙诒让先生的伟大教育思想》的发言。他认为，孙诒让的许多教育理念与当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不谋而合，一些理念甚至早于西方近当代先进的教育思想。
孙诒让是瑞安中学的创始人，因此，孙老一直对瑞中怀有特殊情结。但凡杭州瑞中校友会组织各种活动，总能见到他的身影。“看到瑞中学子，见到家乡的人，总是让人感觉特别亲切，让我不再感到孤独。”孙老说，“如果趁我父亲在世时，就能开展对孙诒让的研究，那就更好了。自己不学文史，又作为孙辈，多少有点力不从心，有点遗憾。”但他仍然表示，会尽自己所能，弘扬和宣传孙诒让的成就，希望将家族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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