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等月考的成绩出来，也不等。
毋庸置疑，有期待，也有胆怯。
期待，源于开学至今两个月“竭尽全力”的全程守护，从早读到晚自习，从周日返校到周六回家，看着启超少年们在眼皮底下的默默耕耘，让我觉得希望就在前方。
胆怯，则是源于一次又一次的现实教育了我，付出与回报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就像我的课代表江婧宜那天对我说的一样：“认真去学了，反而考不好，随随便便乱写一气，还考出意料之外的高分。每次都是这样。”我该如何去解释这样的“必然”呢？
以前，我不信这样的“必然”，现在，貌似有些不确定了。以前我把“不好”看作是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只有降低期望，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现在我却发现我们只有现实，没有期望。教育，若以分数高低论成败，那越多的人文关怀也许意味着更惨不忍睹的一败涂地。
一位连高一学生要选课都毫不知情的家长打来电话问我，孩子的文科太烂，该去哪里补课，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孩子根本不在文科上用力。另一位早早替自己的孩子做好了三年规划，甚至是七年规划的家长，也打电话给我，投诉孩子周末在家的不作为，除了游戏，还是游戏。家长的积极终究治愈不了孩子的摆烂。我们也不能以孩子的分数来衡量家长教育的得失。然而，貌似简单的道理，却总是想不通。多年来我们却习惯了用学生的成绩来评价老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当下的教育既输不起，也等不起，用学生的当下来评价教育的得失，这样的短视让我们看不来学生未来的成长，看不见未来的“未来”。
在钉钉群里发了两份错误的和一份正确的成绩单，不是存心弄错，也不是存心撤不回来，就是钉钉系统的名单总是对不上智学网，每次总要多次犯错，多次有家长反馈才能“折腾”出一份正确的成绩单。半天过去，群里那三份对对错错的成绩单，已读人数却始终是14人。想到自己对这个数字的关注，不禁哑然失笑，我们已然习惯了用评判的视角来看世界，却又常常抱怨自己被评价绑架。
雨下得越来越大，孩子们在教室里面自修，整幢楼都很安静。我常常惊叹于我们教育的“成功”，大约800人聚集的求真楼，在自习的时候，我竟然只能听见雨的声音。就像儿时玩的捉迷藏游戏，躲在一个空间里，安静到空气凝固，连呼吸都觉得是一种“打扰”。
雨落在屋顶，一片又一片的雨幕中流动着湿湿的寒意，让人有一种错觉，果然倒春寒的冷甚于秋冬。静，不过是流淌于表面的错觉，我能感觉到每个启超少年的心里涌动着的“不甘心”。
晚自习第一节课开始，教室里大约四分之三的同学去各个选修教室参加培优上课了，留下的同学差不多只有十个左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继续激情诵读。看他们认真的样子，会有一种心疼的感动，我竟然有点不敢跨入教室的门，生怕打扰了他们努力的节奏。
第一节课结束，全班都回到了教室，但是教室里依旧很安静，大家默默地开始校对月考的试卷。我在门边扫视了一圈，完全不需要对他们提任何要求，就默默退回了办公室，打算继续研究月考繁杂的数据。
刚刚落座，陈庆堃就推门进来了，他的后面跟着刘天庸，邱时章，邵锦特。庆堃的生物有很大的进步，考到了年级第60名，他说他接下来打算好好学历史了，他的历史只有53分，几乎是凭着感觉考的，邱时章也同样是53分，他说他在考前押了“文艺复兴”这个考点，可惜没有押到。邵锦特说他每个题目似乎都背过，但选择题的三分题错了很多，大部分都是材料的解读不到位，我和他一起看了他的错题，他尴尬地笑笑，大概也是觉得自己错的点都是不该错的。
李明亮，金浩阳，谈宝乐，王楠来办公室讨论艺术节承办活动的细节，他们一边讨论，一边侧耳倾听我们这边的对话。苏子涵站在办公室门口摆弄着门锁，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地跑进来打断我们的对话，但我知道他的耳朵应该也在我们这里。
讨论了下阶段的学习计划和策略之后，他们拿着自己的成绩单和试卷离开了办公室。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很想知道他们此刻的情绪体验。每一次考试过后，成绩进步的人都愿意主动来邀功领赏，考场失误的人往往会把自己藏起来，但我知道，被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打击得遍体鳞伤的那些小孩，其实更应该推开我办公室的门。
高中阶段不乏像月考这样的不大不小的考试，孩子们也不乏像这次这样的不大不小的打击。但这就是高中生活的常态，忙碌的学习节奏淡化了他们或喜或悲的情绪，而我们的同情或者感动都可以省略。
顺着考试的洪流，我们一路奔腾向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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