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从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及文学等方面，追溯了女性气质形成和延续的内在动因，揭示出其实质是在由男权文化所主宰的“文明”的规约下，“洗涤”和“内化”的结果，浸润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理论建构原则。作为由“文明”模塑的建构过程，女性气质体现出一种权力关系，在大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恒定性与可变性的辩证统一。理想的女性应体现双性特质，她不仅是塑造文化的主体和影响文化的客体，也具备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更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
作者简介：
赵思奇(1982—)，女，河南周口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一、女性气质的形成
何为“女性气质”？对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有的从两性角色分工来谈，“谁说女子不如男？”有的从衣着穿戴而论，“不爱红装爱武装”，还有的从形象气质方面考虑，“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定论，足以见出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形象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而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将有助于还原女性的真实面目，构建新时期积极的性别形象。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对女性气质定义：“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波伏娃既未对“女性气质”作“质”的规定，也未作“性”的说明，而是从其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入手，阐释这个问题的本质内涵，她的态度恰恰说明了“女性气质”难以定性的错综复杂，给其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
波伏娃从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及文学等方面，追溯了女性气质形成的缘由。她首先从生物学角度入手，指出若将两性加以比较，女性对世界的把握不如男人广泛，她受物种的奴役也更深，但将这种差别作为女性劣等性的证据，缺乏科学依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弗洛伊德将力比多解释为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波伏娃认为，神化父亲主权的“是一个有关社会起源的事实”，而弗洛伊德“对此没有给予解释”。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质疑了弗洛伊德观点的偏颇，认为将人的行为描述为寻求快感的产物，就忽视了动机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动机同样凸显了智力的重要性。波伏娃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充分，“每一种冲动都产生动机，而每一种动机又都只能根据冲动来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认为，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私有制的出现，造成了女性沦为被征服者的地位，波伏娃指出，恩格斯既未指明人类社会怎样由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也未说清楚私有制和“奴役女人”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把“尚有待解释的事实当做是理所当然的”，关于私有制的论述缺乏说服力。
在对以上理论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波伏娃梳理了人类发展史，对女性在不同阶段的处境和地位作了概述。在农耕时代，鉴于孩子延续氏族的重要性，女人“常有极高的尊严”，然而，据列维-斯特劳斯考察，“公众的或纯粹的社会权力始终属于男人”，她“仅仅是权威的媒介，而不是一个拥有权威的人”。私有制出现后，女人成了男人世袭财产的一部分，一夫多妻是一种惯例，许多东方民族甚至保留着娶寡嫂的习俗。基督教的观念强化了女性的“第二性”，圣·保罗告诫女人不要抛头露面，约翰·克里索斯托将女人比作野兽，圣·托马斯称女人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封建制的确立，使女人“所做的东西、所创造的价值和人，都不是她自己的财富，而是属于家庭”。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女人的法律地位几乎没有变化，对女人的态度也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卢梭认为女人“是为了委身于男人，忍受他的不公正而造出来的”，孟德斯鸠则认为，“让女人受制于家庭是违反理性和自然的”。法国大革命并未改变女人的命运，19世纪的法律制度更加剧了拿破仑法典对女性的苛刻限制，产业革命的发生及至20世纪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虽为女性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也并未改变女性受支配的地位，“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
除了人类历史进程，男性作家的想象也是塑造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途径。波伏娃分析了五位男性作家的作品以对女性境况作深刻解说。蒙特朗将女人看作“黑夜、混乱和被限制的存在”，与之相对的，男人则是“食肉的猛兽”和“高贵的王子”。劳伦斯“狂热地相信男性的高贵”，企图“用阳具崇拜代替大母神的崇拜”。克洛代尔将女人称作“罪恶之源”，她“把男人引向沉沦”，“男人由于她而失去了伊甸园”。布勒东把女人看作诗，他为不同的女人编织着唯一而永恒的爱情，但“从未把女人作为主体谈论”，他在把她们作为真、美甚至一切的同时，让她们“再次处于‘他者’的形式之下”。司汤达作为“在有血有肉的女人中生活的男人”，虽然发现她们“被社会的愚蠢习惯降低到半奴隶状态”，并为此“深恶痛绝”，但认为“女人只是凡人而已”，绝非“伟大人物”。由此，波伏娃得出一个结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以特权的他者出现”，“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
二、女性气质的特征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以重墨浓彩的篇章从不同维度阐释了“女性气质”模塑的过程和延续的原因。她并非与生俱来，是女性在“文明”的规约下，“洗涤”和“内化”的结果，而这个“文明”恰恰是由男权文化所主宰的。这样一来，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就成了被男权文化所异化的非女性本身自然发展而来的女人，她戴上了文化的面具，彰显着制度、思维方式、知识等一系列的社会存在，和生理性别有了实质性的区别。生理性别是男女两性生而既有的生理特征和生理差异，作为一种生理上的事实，主要指两性身体的差异，它突破种族的限制而具有普泛性，一般不能改变。比如男性平均身高高于女性，平均体重也比女性重，女性担负着生育的责任，而男性则不需要。就波伏娃本人而言，她并不否认这种自然差异，她以不同年龄段和处境中的个体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沿着她们从童年到老年的生命轨迹，探讨她们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生理变化，就是要让女性正视她们同男性的这种差异，波伏娃认为，这是她们获得自身解放的前提。社会性别则不同，它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差异，主要指属于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及群体特征，“在自然生物性基础上，由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男权文化不断诠释与不断塑造的结果”，很显然，波伏娃所言的“女性气质”，归属于与自然性别相对的社会性别范畴，浸润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原则。
波伏娃作为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研究的虽是西方女性范畴，但其结论却具有普泛性意义。纵观中国女性的历史演变历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强调人伦关系的儒家文化凸显女性的“恪尽职分”和“贤德”，“以命自安，以分自守”是女性必须遵从的职分，以维护男权社会秩序为旨归。鸦片战争的爆发，近代中国呈现出“三千年之一大变局”的形态，为了救亡图存，维新知识分子将“废缠足”和“兴女学”提高到“强国保种”的高度予以推进，客观上要求女性接受一定的教育，培养一定的劳动技能，相夫教子的同时，成为独立自足之人。辛亥革命进一步推动了女子的参政意识，不少女性投身革命，“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界先进人士的感召下，追求婚姻自主、走出封建家庭的“娜拉式”形象时有出现。此后，经由国民革命时期的“新女性论”和南京国民政府倡导的“母性主义观”，于上世纪50年代过渡至“女同志”这样彰显政治色彩的称谓，“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她有“英姿飒爽”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甚至无情无欲、无爱无性。
很显然，女性气质绝非一成不变的，作为由“文明”模塑的建构过程，它体现一种权力关系，表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但不论如何变动，一种稳定而又核心的内在结构始终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这种被后女权主义者不断解构的“内在结构”，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用“女性的奥秘”一语形象地指代，被视为女性生活目标和幸福的来源。生物决定论的理论视域，忽视了后天社会生活和文化要素的客观性。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考察了新几内亚的三个原始部落，发现在阿拉佩什民族中，男人和女人一样天生温顺，把自我放在从属地位，他们本质上温情、敏感，呈现出其他社会文化中女性的特质。而在蒙都哥莫部落，女人和男人都粗暴好斗、竞争性强，女性具有男性的特质。在昌布里，女性处于领导地位，男性则在社会中成了感情上的辅助角色，男女两性特质与其他社会文化中的两性特质相反。鉴于此，米德认为，不同的性别气质和个体人的原始材料构成及遗传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特定社会给每个性别规定特定的服饰、举止和发饰一样，两性间的气质差异，受特定社会秩序和文化的制约，作为人类物质建造的结果，文化通过养育幼儿、游戏、唱歌、宗教仪式、政治组织及艺术和哲学等一切活动，沉淀在成人的性格结构中，由此形成不同文化中的个体间差异和同一文化中的个体间差异。文化通过其整体性和目标性发挥决定性影响，“把人类的一部分品质强加给女人，把另一些品质强加给男人”，以可否被接受的形式规约不同性别的行为，将符合社会文化标准的行为认定为自然的，将背离者谴责为疯狂甚至精神异常，由此建构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通过社会性别关系秩序将之确定，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延续这种规范。
这正是“女性气质”保持稳定性的内在根源，而两性的不平等也恰恰产生于这个过程，由性别气质的差异导致了权力之分，男性气质一般与工具性行为相关，诉诸体能性，女性气质一般与表达性行为相联，强调亲和力，而前者被主流的社会文化设置成更为重要，由此男性气质拥有了与女性气质相较优势的地位。波伏娃洞见了这所谓的“奥秘”，她在谈到女性形成的过程时指出，由小女孩过渡至少女的阶段，是“女性气质”成型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阶段，外在世界的期待尤其男性的“凝视”，规约着“女性气质”的发展方向，导致她“从自己的虚无深处获得一切”，最终“把自己看做客体”。很明显，波伏娃试图证明女性的“他者身份”，作为社会文化的性别现状，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产生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划分，认为男人是规范的、积极的、优越的、具有理智思维，而女人是失常的、消极的、低劣的、具有直觉思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所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或曰男子气与女子气，实质是在凸显性别的单一维度。
出于还原女性真实面目并为之正名的目的，波伏娃创作了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第二性》，而且被中西方学者认定是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她鸟瞰式地纵论女性世界，证明“女性气质”并非天生，在为女性“洗刷”的同时，她将传统的以男性为参照标准置换为女性被参照，不论是主动地“举手投降”，还是被动地“被征服”，她“承认男性优越”。同时，波伏娃虽然批判弗洛伊德的学说，但在描述女性的生理构造和少女成长过程中种种反常的举动时，比如她奇怪的饮食习惯，喜欢探索“令她厌恶的”东西，渴望虐待—被虐的举动，甚至她的暴力，波伏娃都将之归结为她对性的期待。基于“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波伏娃认为，女性没有先天的本质，她的生理特征并不能决定她的气质，所谓永恒的女性气质是男性中心文化想象的产物。波伏娃的“过激”言论，出现于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向激进女性主义过渡的阶段，给她带来了质疑和批判，《第二性》曾被梵蒂冈宣布为“禁书”，波伏娃本人也遭到加缪等人的严厉谴责。但不可否认，她在证明女性气质的多样性和可模塑性方面，是具有与时俱进精神的。
三、女性气质的理想趋向
中国上世纪80年代电影《庐山恋》和《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热映，使国人的思维定式受到冲击，千篇一律的女性形象开始松动，邓丽君轻柔抒情的歌声深入人心，林青霞的披肩直发成为女性效仿的对象，羽西化妆品进军中国大陆，塑造“亚洲美人”新形象，各式各样的裙装和裤装，装饰着女性的衣橱。进入90年代，花样翻新的化妆术更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时尚”，五颜六色的头发、粉亮的眼影、重色调的唇膏，女性形象融入了精致、前卫的因素。21世纪日风韩流的涌入，性格各异的女性类型呈现在国人的视域中，清纯柔美的灰姑娘、可爱搞笑的野蛮女、具有理性和品味的职业女性，不断刷新着人们的审美视域。如今，在网络的推动下，更多新奇的女性称谓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萝莉、女神、女汉子、孔雀女……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令人目乱睛迷，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模塑女性气质，文化的多元性造就了女性气质的千姿百态。理想的女性气质到底何为？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就于《会饮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从前的人类都有两副四肢、两副面孔，是现在的两个人的合体。宙斯恐惧人的力量，又不愿灭绝人类，便将人一劈为二，从此，人类出生后就开始了寻找另一半的过程，“我们每个人只是人的一半，一种合起来才见全体的符”。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对人类而言，“纯粹的男性”或者“纯粹的女性”无论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还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都是找不到的，“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所属性别的特征与异性特征的混合”。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则提出，男人通过与女人的不断接触而形成了他的“阿尼玛原型“，女人通过与男人的不断接触而形成她的“阿尼姆斯原型”，两性通过千百年来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使得彼此“都获得了异性的特征”。上述种种论述表明，早期的理论家们已经对性别气质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不管他们的出发点有何相异，但在结论上却不约而同地殊途同归，从理论的维度说明了，在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或女性身上寻找单方面的性别气质是难乎其难的。
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这样的见解：“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她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观念，和上述哲学家们的阐释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波伏娃在从生物学角度追溯女性气质的形成时，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认为，对于大多数物种而言，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任何一种都不能被看作优于另一种，“两者在融合时都失去了个体性”，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在延续后代时是合作的，起着同等作用，在创造新的生命体中“它们都既丧失又超越了自身”。很显然，按照波伏娃的观点，雄性个体和雌性个体根据生殖功能的区分，并不那么纯粹的泾渭分明，在繁殖后代时二者不存在优劣之分。胚体作为双性同体的种质，将雄性和雌性的特质一起延续给后代。应该说，波伏娃在洞见了本质主义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论后，已经尝试着用一种更为折中的态度看待两性关系，她所引证的科学事实中明显包含了两性共处于一体的要素。若追踪溯源，“双性同体”可从古希腊神话中找到原型，赫尔墨斯与爱神阿芙洛狄忒之子赫马佛洛狄忒斯长相俊美，让湖中仙女萨尔玛西斯非常爱慕，趁着赫马佛洛狄忒斯沐浴之时钻进他的身体，与之合为一体，人类最初的完整状态象征的是爱情的完美。就此而论，双性同体表征着在和谐共处基础上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表露了对理想的女性气质的展望。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展望能否成为理想的气质范型？对于这一点，南茜·巴兹(Nancy Bazin)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提出心理学的解释，认为其植根于伍尔夫抑郁症的病理，躁狂的表征与女性性别有关，抑郁的表征与男性性别相连，双性同体成为两种性别的理想平衡状态，也表征了伍尔夫克服人格中两种相反的性别趋向、重塑完整性的努力。卡洛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则认为，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并非要实现两种性别的平衡，而是否定两种性别的差异，从而将个体从强加于自身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中解放出来，自由选择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从批评的角度而言，南茜和卡洛琳的观点无可指责，可一旦放到特定语境中，让男性接受女性气质的渗透，或对女性提出忘记自己的性别、自愿接受男性特质的浸染，就呈现出“神话”或“幻想”的特质。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意识到这种不现实性，她认为伍尔夫借用双性同体，一方面逃避让自己痛苦的女性气质，同时遏制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愤怒，从而将个性中冲突的方面整合起来，实质是在压抑独特的女性经验。帕特里夏·斯塔布斯(Patricia Stubbs)的观点更为消极，她认为伍尔夫选择双性同体，是因为她忽视了女性的社会生活和身体特质，恰恰这一点让她虚构的艺术世界失去了生命力。肖瓦尔特和斯塔布斯的质疑启示着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能否真正地消解两性差异，成为理想的女性气质范式。米诺·平克尼(Minow-Pinkney)从彰显差异的层面指出，伍尔夫使用双性同体的概念，并非是为了压制思想中两种性别的异质，这种不同不仅现实存在，还要表现得更明晰，从这个意义上说，持有双性同体特质的女作家，不仅可以召唤她思想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方面，还可以展现其多重性。在这个问题上，平克尼和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不谋而合，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中批判传统的“自我抹杀和一性吞并另一性的双性相对”的基础上，提出了她的另一种双性观:“这种双性并不消灭差别，而是鼓动差别，追求差别，并增大其数量”。相较于伍尔夫的试图淡化性别意识，模糊性别差异的界限，西苏强调性别意识和性别差异，赋予“双性”以有性特征，与伍尔夫虽带着“幻想”却不失追求的“双性”理想相比，西苏的主张显然更实际，更契合现代社会的女性气质追求。事实上，双性同体作为一种应对现实的策略，意味着一种更高境界的超越性别角色的认同，以及两性精神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
中国京剧“四大名旦”均以表演女性角色著称，尤其梅兰芳，将贵妃醉酒后自赏怀春的心态描摹得入木三分。时至今日，出名于星光大道的李玉刚，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男女两性之间，他的男扮女装和女声唱法，在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听觉冲击力的同时，也将新时期的双性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样的，女性呈现出的“双性气质”也别具特色，翩翩公子扮相的李宇春，经常以短发搭配礼帽和西装示人，这绝不是否定意义上的不男不女，而是一种超越传统性别定式的气质范型。不止艺术领域，就包括现实生活中，双性气质也以一种独特的魅力渗透着传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道德模式，传媒、广告、休闲家居，新时代人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呈现于大众的视野中，比如许多化妆品广告一反传统的采用女模的思路，更愿采用一些面目清秀的男性来做代言人，而当精致的男性形象出现在屏幕或宣传画上时，又会吸引更多的顾客争相效仿。从现实的层面讲，具有双性化心理或行为特征的人，往往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多变的生活环境。比如从一般意义上讲，“理性”是社会所普遍认同的男性特质，如果一位细腻、温和、小鸟依人的女性吸收了“理性”的素质，便能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同样，“温柔”是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而当一位果断、具有决策力的男性融汇了“温柔”的特征后，便能游刃有余地在工作和生活中和谐人际关系。正如陈建强在《独生子的人格双性化》中所言：“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在现代化快节奏、高开放度的信息社会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成年进入社会以后，都将很难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一个适应能力良好的人，应该拥有刚柔兼济的双性化人格特征，即男性要具有部分女性人格特质，女性也应具有部分男性人格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的女性应体现双性特质，她既是塑造文化的主体，又是影响改变文化的客体，她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更好的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也正是波伏娃从物种角度考察女性气质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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