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家庭暴力是指夫妻或者伴侣之间，一方对另一方的肢体暴力行为。而实际上，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既可以是妻子、丈夫，还可以是家中的小孩和长辈。家庭暴力的形式发生在伴侣之间的暴力被称为亲密关系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指对伴侣或前伴侣造成身体、性或心理伤害的暴力行为，是家庭暴力中的一种，而仅是亲密关系暴力就包含“肢体暴力”“性暴力”“精神虐待”“经济控制”四种形式。其中，对伴侣的肢体暴力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暴力形式，包括扇耳光或朝伴侣扔东西使其受伤、推搡伴侣、对伴侣动拳头或踢打拖拽伴侣、用烟头烫伤伴侣、掐伴侣脖子，更严重的暴力行为还有对伴侣动刀子，或者威胁使用武器来伤害伴侣。
《大小谎言》剧照
典型的例子是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冯远征饰演的丈夫因为猜忌和对梅婷饰演的妻子一次次拳打脚踢，一度使妻子流产瘫痪，最后远避他乡。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的低收入、没文化的家暴男形象不同，剧中施暴的丈夫是一位备受尊崇的胸外科医生，而导演有此设置也是考虑到了暴力在中国家庭中的普遍性——家庭暴力不只会发生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或知识水平不高的家庭，知识分子家庭中同样可能存在暴力。
除了肢体暴力之外，发生在夫妻或伴侣之间的暴力还包括性暴力，比如在伴侣非自愿的情况下强行与伴侣发生性关系，以及认为伴侣有义务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明知伴侣不愿意，还是强迫她与自己发生性行为等。亲密关系暴力的第三种形式是精神虐待。与前两种暴力形式不同，精神虐待更加隐蔽，且不容易被察觉，它包括辱骂伴侣或者故意使伴侣产生自我怀疑等负面情绪；在他人面前羞辱或者贬低伴侣；通过吼叫、瞪视、摔打东西等行为故意恐吓伴侣；威胁要伤害伴侣；通过伤害伴侣所在意的人或者破坏伴侣看重的物品来间接伤害伴侣。
此外，对伴侣的经济控制也是亲密关系暴力中的一种，常见的控制行为有：阻挠伴侣从事正常工作、外出挣钱；不顾伴侣反对强行霸占她的收入或者其他劳动成果；在明知家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将自己的收入用在抽烟、喝酒等花销上而不补贴家用等。
举个例子，在美剧《大小谎言》中，妮可·基德曼饰演的妻子原本是一位很成功的律师，但结婚后丈夫以各种理由阻止她继续从事原本的职业，并为此不惜举家搬迁到一座远离市区的海边小镇。在妻子受朋友之托准备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丈夫又一次站出来当着朋友的面诋毁妻子的专业能力，面对妻子的质问，他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对妻子拳脚相加。需要注意的是，发生在伴侣之间的暴力往往不止一种形式，而且即便是单一形式的暴力行为也极有可能演变成多种暴力行为。比如受害人如果对伴侣的精神虐待采取宽容忍让的态度，那么精神虐待很可能发展成肢体暴力和性暴力。
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经受伴侣的精神虐待，请不要认为伴侣只是吓唬自己而抱有侥幸心理，而应该及时告知家人、朋友，并接受他们的支持与帮助。
施暴者的典型特征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范围内，30%的妇女都有过其被伴侣暴力伤害的经历（WHO, 2013），而联合国主持的一项跨区域的社会调查显示，我国超过55%的成年男性曾对自己的伴侣施加过至少一种形式的亲密关系暴力，三分之一以上的男性承认曾对伴侣有肢体暴力的行为（Fulu et al., 2013）。研究者对这些存在暴力行为的男性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存在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
• 受教育水平较低（性暴力实施者）；
• 童年时期层遭受过精神虐待（施暴者/受害者）；
• 幼年时目睹过自己母亲遭受暴力（施暴者/受害者）；
• 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施暴者）；
• 有酗酒行为（施暴者和/或受害者）；
• 抑郁；
• 有强烈控制欲；
• 拥有多个伴侣或怀疑伴侣不忠（施暴者）；
• 有帮派背景；
• 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地区；
总的来说，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酗酒，或者有过出轨行为的男性可能成为肢体暴力的实施者；有帮派背景的男性则可能会对伴侣同时实施肢体暴力和精神/经济控制。
此外，文化水平低的男性更有可能成为性暴力实施者；幼年目睹过自己母亲被家暴，或是有着强烈的控制欲的男性可能会对伴侣同时施加肢体暴力与性暴力；而童年时期遭受过精神虐待，或是成年后患有抑郁症的男性则可能同时存在四种形式的暴力行为。
受害者的常见表现
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或经济状况如何。许多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试图掩盖自己受到的家庭暴力，下面是一个人可能正在遭受家暴的迹象：
身体方面:
•眼睛乌青
•嘴唇破裂
•颈部有红色或紫色的痕迹
•手腕有伤
•手臂上有淤痕
情绪方面:
•低自尊
•过度拘谨或温顺、频繁道歉
•恐惧
•睡眠或饮食习惯的改变
•焦虑或紧张
•酒精滥用
•抑郁症状
•对曾经喜欢的活动和爱好失去兴趣
•谈论自杀
行为方面:
•变得孤僻，疏远亲友突然的爽约
•经常迟到
•过分在意个人生活隐私
家庭暴力不仅会对受害女性造成身体上的损伤，比如伤残、流产等，还会让受害人患上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的风险成倍增长，严重的家庭暴力甚至会威胁到受害者的生命安全。
《最后的朋友》剧照
据统计，世界范围内针对女性的谋杀案中，38%的被害女性命丧其伴侣之手。如果不幸遇人不淑，那么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之前，请果断采取行动终结这段危险关系。
我们能做些什么
如果担心身边的亲友可能是家暴受害者，下面是5条可供参考的、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建议：
1.为Ta腾出时间
如果你决定向家暴受害者了解情况，尽量选择施暴者不在场的时候，并确保留出足够的谈话时间。你可以通过说 "我留意到一些让我有些在意的事情……""我很担心你的安全，因为……"来引出家庭暴力的话题。也许你见到过对方为了掩盖淤青而有不同以往的打扮，或者注意到Ta不知何时变得异常沉默和退避。这两者都可能是被施暴的迹象。
2.倾听而不评判
如果这个人愿意说出来，那就不带评判地听Ta说，暂时不要提供建议，或任何解决方案。让谈话以舒适的节奏展开，可以通过引导性的提问让对方能够宣泄自己的感受和担忧。
需要注意的是，施暴者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控制对方而施暴不一定本身脾气火爆，往往只有受害者能看到施暴者的黑暗面，不少人在得知自己认识的人是个施暴者的时候感到难以置信。也正是因为如此，受害者常常觉得，如果Ta告诉别人有关暴力的事情，没有人会相信自己。因此如果你相信受害者的故事，明确地向对方表达出来。比如“我相信你”“这不是你的错”“你值得更好的”。对于受害者来说，得到他人对自己痛苦的承认能给Ta带来一种希望和宽慰。
3.确认受害者的感受
受害者对伴侣和自己的处境产生矛盾的感受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感受可能是:•内疚和愤怒•希望与绝望•爱与恐惧如果你想帮助Ta，重要的是你要让Ta知道有这些矛盾的感受是正常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你要为Ta明确暴力是不对的，生活在被伴侣殴打的恐惧中是不正常的。一些受害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不正常的，因为Ta没有过除这种模式之外的亲密关系，已经逐渐习惯了暴力的循环。明确告诉受害者暴力和虐待是不健康的关系的表现，向Ta表明Ta的处境很危险，你担心Ta的安全。
《直美与加奈子》剧照
4.提供具体支持
帮助受害者找到可用的社会资源，比如查找庇护所、律师、心理顾问或互助团体、妇联的联系方式（12338）。另外，如果能找到的话，帮助Ta获得有关保护令/限制令和儿童监护的法律信息，提醒Ta建立和扩展自己的优势和可用资产，使Ta找到动力来脱离险境。某些情况下，你可能还需要帮助帮助受害者制定安全计划，并确保如果对方再次被施暴或决定离开施暴者时，该计划可以被顺利实施。为Ta制定计划可以帮助Ta在心理上做好准备。由于受害者离开施暴者比留下来更有可能被施暴者杀害，因此，对受害者来说，在危机发生之前或决定离开之前，有一个特别定制的安全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帮助受害者思考安全计划的每一个步骤，权衡每个选择的风险和好处，以及减少风险的方法。确保在安全计划中包括以下内容:
•遇到紧急情况或决定离开时去的安全地方；
•如果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准备好离开的理由；
•一个暗号，提醒家人或朋友需要帮助；
•一个装着现金、重要文件(身份证、签证、社保卡等)、钥匙、洗漱用品和在危急情况下容易拿到的换洗衣服的“逃生包”；
•紧急联络人名单，包括可信赖的家人或朋友、当地庇护所和妇联热线。
5.避免好心办坏事
面对受害者，人们通常会习惯性地用“公正世界信念（Just World Belief）”去解释Ta的境遇，认为一定是对方做错了什么才会落得如此惨况，要怪就怪Ta自己当初看走了眼，或是没有第一时间离开施暴者及时止损——这种诋毁受害者的倾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心理学家留意到并进行了研究。
Lerner和Simmons（1966）发现，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大学生，在实验中看到一位无辜的人持续遭到电击而自己无能为力时，也会渐渐开始贬低受害者（被电击的受害者其实是研究者安排的演员）。但当她们被告知受害者在实验结束后会得到相应的补偿时，这种贬低倾向就会显著降低。研究者据此提出，当受害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威胁到了观察者的公正世界信念时，就会出现观察者诋毁受害者的现象。好消息是，仅仅是意识自己可能受此影响，就能够减少责怪受害者的现象。
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低估受害者和你自己的潜在危险。
不要承诺任何可能会有始无终的帮助。
不要做任何可能激怒施暴者的事情。
不要向受害者施压。如果Ta不愿意开口，要有耐心。
不要做任何可能会让情况更糟糕的事情。
最后的话
虽然你可能希望尽快把你关心的人从家庭暴力中“拯救”出来，但是否(以及何时)离开并寻求帮助的最终选择权在于受害者自己。无论他们的决定如何，记住这一点将帮助你做到无条件支持他们，并继续为他们保留一个爱和安全的逃生通道。
进阶阅读：
1.威廉姆斯，鲍伊朱拉(2011).创伤后应激障碍自助手册 (张进辅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Lerner, M. J., & Simmons, C. H. (1966).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 (2), 203-210.
3.WHO.(2013).Glob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4. Fulu. E, Jewkes. R, Roselli. T &Garcia-Moreno. C. (2013). Prevalence of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male perpetr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the UNMulti-country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Men and Violence in Asia and thePacific.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1. e208-e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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