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健康养生的粗粮首选,红薯如今已是餐桌必备之一。家家户户,习以为常。
谁又会想到,小小丑丑的红薯,居然大力推动过,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明万历年间,一个福州的老秀才陈振龙,弃文从商,“往来于闽省、吕宋(菲律宾)之间”。在1593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将神奇的红薯,从吕宋偷运了回来。
这种不大挑土壤环境的番薯,生熟可食,耐寒易活。亩产量更高达2000斤到4000斤。历经陈氏世代载种推广,从此养活了一代又一代,靠着亩产200、300斤小麦水稻,勉强糊口的贫苦百姓。
至乾隆晚年,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在致力推广的过程中,将家族几代传播番薯种植的经验,写成了《金薯传习录》一书,留传后世。
甘薯的引入,大大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和玉米一道,成为明清之后救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
民以食为天,填饱了肚子,有了力气干活谋生,繁殖人口。在康乾时代的税赋新政下,百姓民生得到大大缓和,人口骤增,从1700年康 熙朝1.5亿人口,到1794年乾隆朝人口翻番,达到了3.13亿人。
康乾盛世的到来,一根根小小红薯,功不可没。曾经有辱斯文的老秀才陈振龙,也被后人奉为“中国番薯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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