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阅读的主题是“全球化”，精读书是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论》。

        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摩擦，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虽然由于出版时间原因，这本书并没有直接讲中美关系，但书里讲了不少全球化的风险以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内容，从各个方面反思经济全球化，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看世界经济，自然对中美关系也会有不同的认识。

        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已经了解了很多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国际贸易不仅能够互通有无，而且能够提高效率，给各个国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国际资本流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引导资源配置。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全球化也可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会有各种风险。为了让全球化可以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些风险，改进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

一、100多年全球政治经济完整周期的启示

        我们中国是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来者，亲身经历的对外开放只有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再往前追溯，似乎只是从学校教育中隐约了解到：全球经济秩序大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比如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后来又有了世界贸易组织。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过去一百多年发生的故事，就会明白，当代全球经济秩序的起源，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算起，这样看来，全球化其实也并非不可逆转的。

        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当时就已经存在着非常繁荣的全球贸易；因为实行了国际金本位制，根本不用考虑汇率问题，全球投资比现在还繁荣；人口也可以自由流动，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我们现在的全球化程度还要更高。

        但是，由于全球化发展的速度太快，也带来了赢家和输家。虽然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社会净收益的增加，但如果这种经济增长不能相对平均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就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全球化走得太快了，普通的民众就会要求停车，他们要下车。其实在19世纪末，也已经开始出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但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缓解社会矛盾，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世纪下半叶到我们现在的21世纪初，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全球政治经济周期，经济全球化从兴到衰，再从衰到兴，现在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所以，我们总是错误地觉得，历史是要进步的，经济全球化对你好也对我好，像金融危机这样的插曲，阻挡不了全球化的浩荡洪流。但是事实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历史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站台开出，结果却掉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即使全球化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不重视全球化的速度，也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另外，仅仅关注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必须妥善应对经济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这样才能让经济发展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二、甄别国际贸易中赢家和输家的两个定理

        关于国际贸易中的赢家和输家，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赢家获得的收益比输家受到的损失更多，所以，用赢家的收益减去输家的损失，国际贸易带来的净收益是正的。然而这会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结论可证么？

        举两个小例子：如果说国际贸易的赢家能够获得100块钱的收益，而输家则损失了10块钱，整个社会获得的收益明显地增加了，赢家也愿意从收益中拿出一小部分补偿输家，或者，即使赢家没有补偿输家，输家也不会觉得损失太大，那么，赢家和输家可能都觉得还行。

        但如果国际贸易的赢家能够获得1000万元的收益，输家则失去了900万元。赢家的收益减去输家的损失，整个社会还是能够得到100万元的净收益，可是，赢家愿意拿出900万元补偿输家吗？输家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得到了1000万元，自己却甘心受损900万元吗？

        贸易会带来净收益，但却忽视了由国际贸易带来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这就是国际贸易掩盖的利益斗争。所以，罗德里克教授在《全球化的悖论》这本书里讲到，即使用主流的经济学模型，也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跟需要重新分配的收入相比，贸易净收益的数额实在是太小了。怎么样用赢家的收益补偿输家的损失呢？经济学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过去一贯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如今也开始对自由贸易多了些反思和批评。

        那么，我们怎么甄别谁是国际贸易中的赢家，谁是输家呢？经济学理论有两个定理就可以应用在这种分析中，一个是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一个是斯托尔珀-萨缪尔逊定理，两个定理紧密联系，其中斯托尔珀-萨缪尔逊定理建立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之上。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一个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的时候，会更多地出口密集地使用其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的那些产品。如果出现了国际贸易，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如美国），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如中国），最后，我们就会看到，资本充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斯托尔珀-萨缪尔逊定理：当贸易扩张的时候，一个国家比较充裕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会从中获益，一个国家相对稀缺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会受损。例如，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充裕，在中美贸易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劳动力，因为中国主要出口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过去20多年内，中国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左右蹿升至20%左右。劳动力的平均实际收入在1990年只相当于美国的4%，如今已经达到25%左右。得益于贸易，亿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所以，这些经济学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找到国际贸易中的赢家和输家，从而更好地理解支持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

三、为什么新兴经济体更容易爆发金融危机

        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金融自由化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多资源，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开始实行金融开放，刚刚加入全球经济的新兴市场，更容易出现金融危机。例如，最近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的股票市场和汇率都在下跌，香港股市前一段时间也出现了风波，而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出事的总是新兴市场。其原因在于，新兴市场总选择固定汇率制，而固定汇率制更容易引发货币危机。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需要先区分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货币危机：一个国家的货币突然贬值，这可能会触发大规模资本外逃，要是这个国家借的外债太多，那本币贬值之后，外债偿还压力就陡然增加。但如果仅仅是货币贬值，其实风险并没有那么大，因为货币贬值之后，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提高，出口就会增加，于是，经济可能又会复苏。

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着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于是，正常的融资活动就会受到影响，金融危机很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很多新兴市场首先爆发的是货币危机，只有在局势失控之后，货币危机才会转化为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更容易爆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很多新兴市场一开始爆发的只是货币危机。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新兴经济体更容易引发货币危机，是因为汇率稳定和国内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同时兼顾。

        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了固定汇率，那么，它就要放弃国内的货币政策自主性，一心一意维护汇率的稳定，可是，国内的经济目标更重要啊，所以，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可能不得不退出这种汇率制度。国际市场上的投机者对此看在眼里，于是，就会提前发动攻击。这就是固定汇率制易于引发货币危机的原因。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国家采取固定汇率制，好比是把自己的经济和世界经济这两条船用一块铁板焊在一起，好处是易于串门，在船上走来走去如履平地，坏处是一旦世界经济的大船晃动，本国的小船也会跟着颠簸。浮动汇率制则好比用一条铁链把两艘船连接起来，一旦世界经济的大船晃动，首先震荡的是这条铁链，本国的小船因此减少了颠簸。所以说，如果能够实行浮动汇率，对维护本国经济稳定更为有利。

        但是，由于很多新兴经济体天生就处于劣势，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外债，于是，就容易出现“货币错配”。为了避免“货币错配”带来的债务风险，这些经济体又不得不选择固定汇率制。

         因此，国际金融体系中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发展中国家仿佛生来就有“原罪”。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

四、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前面说的全球化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国际贸易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国际金融可能会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国际投资可能会遇到各种纠纷和冲突，罗德里克教授在书里提到，为了避免这些风险阻碍全球化的进程，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险，维护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因此，政府的规模才会变得更大。

        这对于我们中国的启示是：我们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为了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要有退有进，退是要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管住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进是要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构建更全面的社会安全网，让每个人都少一些后顾之忧，这才能更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总的来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不难发现罗德里克教授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很多观点乍看起来非常另类，甚至有点极端，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他其实持论非常中庸。但为什么一开始会觉得他的观点很极端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观点过于极端、过于狭隘，才把一个原本中庸平和的观点视为异端。经济学走到了这一步，对于全球化、自由贸易，也应该有更多的反思和纠偏了，反思金融危机的优秀文章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多些阅读以拓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