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起螺丝枪，用左手拧螺丝，但无法均匀用力，仅用一只脚支撑的身体，也无法保持平衡。螺丝从漆过的铁皮上弹跳下来，留下一道长长的弯曲的痕迹，像卷曲的丝带一般，在我弄坏两张铁皮后，爸爸打发我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手腕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草草写下一则日记，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恳求他的时候，他不停下？我写道：就像被一个僵尸殴打，仿佛他听不到我说话一样。
肖恩来敲门，我把日记本放在枕头下面，他耷拉着肩膀进来，说话声音很轻，“那只是闹着玩儿的，”他说，他不知道会伤害到我，直到看见我在工地扶着胳膊干活。
他查看了我的手腕，又检查了我的脚踝，他为我拿来用洗碗巾包好的冰块，说，下次两人闹再闹，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离开后我继续写日记：真的是在闹，在开玩笑吗？我写到。难道他不知道他在伤害我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开始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是否表达清楚，我低声说了些什么，尖叫了些什么，我决定相信，如果换一种方式请求他，让他冷静下来，他就会停下。我写下这些，直到让自己相信，这并没花很长时间，因为我想，相信就是这样，想到过错在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掌控之下。
我收起日记，躺在床上背诵着这段话，仿佛这是一首我决定要用心记住的诗，我几乎就要将它牢记在心，突然被一个念头打断了背诵。一幅画面，侵入我的脑海。我躺在地上，胳膊被按在头顶上，我重回停车场，低头看着自己露出的白花花的肚皮，然后抬头看看哥哥，他的表情，令人难忘——不是愤怒或狂暴，其中没有怒火，只有平静的快乐。然后我有点明白了，尽管内心不愿承认：他的快乐，正源于对我的羞辱。羞辱我并非事出偶然或副作用，那是他的目的。
这种不完全的认识攫住了我，有几分钟，我的脑海被它占据了。我从床上坐起，重新拿出日记，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我把发生的经过写了下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日记中使用模糊，隐晦的语言，不再隐藏自我暗示和提议，我写下了记忆中的内容：有一次，他强迫我下车，将我的双手举到头顶按住，我的衬衫也窜了上去，我恳求他让我整理一下衣服，但他好像听不见我的话，他只是像个大混蛋一样盯着它看，幸亏我个头还小，如果个头再大一些，当时我就会把他撕成碎片。
“不知道你到底用手腕干了什么，”第二天早上，爸爸对我说，“但你这个样子在队里派不上一点用场，你还不如回犹他州。”
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就像一次催眠，一到那里，我关于前一天的记忆就已经模糊褪色。
查看电子邮件时，一切回忆重复回现。有一封肖恩写来的道歉信，但他已经来我房间道过歉了，我从没见过肖恩道歉两次。
我拿出日记本，写了另一则日记，与上一篇相反，在这一篇里，我对回忆做了修正：这是一个误会，我写道，如果我叫他停，他会停下来的。
但无论我选择如何记忆，这个事件都会改变一切。现在回想起来，我为此感到惊讶，不是为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惊讶，而是为我笔下发生了什么而惊讶。在那个女孩脆弱的躯壳中，在她为自己虚构的不可战胜的空虚中，还留下了一个火花。
第二则日记则不会掩盖第一则的文字，两则日记都会保留下来，将我的记忆和他的记忆并置一处，我没有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而进行修改，没有将某一页撕下来，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一样的有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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