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清华园美国化的空气浓厚到十二万分，上自校长下至听差，开口是美国，闭口也是美国。清华学校要成吕宋大学了。当时外面骂清华的人渐渐的多起来，而攻击最猛烈的要算北京国立大学的学生。他们都说清华是买办学校，所以最漠视中文。这也难怪，清华的教育政策是要造成一个纯粹美国式的大学，又何必注重中文呢？”
教书先生当面受辱
以上批评虽有些过火偏激，确也是实情，尽管周诒春后来意识到此一弊病，并欲加纠正，但惯性使然，收效甚微。正是鉴于这样一种校园氛围与教育方针，造成了清华国学部课程、特别是中等科国文教学的惨淡，而聘请的教书先生不被重视，甚至当面受辱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这段生活，《清华大学校史稿》有如下描述：
第一，清华升级，以英文课为标准。中文插班生，到高等科四年级后可以不再上中文课，但仍须等英文课念完高等科四年，方能毕业。这无异于重视英文而不重视中文。而学校按排的课程，中文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除国学外，也全用英文。如此以来，学生对中文课自不免漠视，对国学教员也连带轻视。
第二，按清华当局安排的课程表，中文课时间都排在下午一至四时，之后是体育活动时间。由于没有午休，学生上起课来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有学生回忆说：“学生过了午刻，把西学课交代过后，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下午的国文课，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教国学课程的教师，都是前清举人或进士之类遗老，除少数学有根柢、思想与时代同步外，大多思想迂腐、近现代学术浅薄之人，八股文章做得头头是道，近现代文化与学术茫然无知，且头脑僵化，满口“子曰”、“诗云”与仁义道德，最为津津乐道者为“尊崇孔孟”、“忠君爱国”之类“圣道”，对倾向“共和人士”恨之入骨，不断诋毁甚至诅咒、谩骂，如有一位马季立老先生，张之洞督湖广时代，被聘任为两湖高等学堂教习，岁入千金，除购书外不名一钱。此老“貌古瘦，极似画像中钱大昕，不能治生产，中年丧妻，遗子女各一，遂不娶，佐饭唯嗜腌肉白菜，而衣履褴缕，时时见肘决踵。”如此一副尊容与打扮，与清华流行的美国化、新风气极不协调，因而此老常常在众师生面前，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类，并在课堂内外指斥与自己思想相背的学生：“吾辈祖宗皆受清室三百年之恩泽，不能报德，而反诋之，不亦谬乎？”搞得学生哭笑不得。
二楼跳窗逃学挂彩
第三，教学方法与设备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划，搞得学生一头雾水。由于这诸多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形成极大反差。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堂，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跳窗溜走的。潘光旦曾说过这样一事：“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在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有的学生感觉自己折腾不过瘾，便拿先生寻开心，搞恶作剧。有的把教室门半掩，上面安上字纸篓，老先生一推门，纸篓砰然下落，正好套到先生的脑袋上，以此影射先生之“陋”；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老先生取粉笔时吓个哆嗦。开始讲课时，同样遭到调皮的学生揶揄或戏谑，如先生讲“人比黄花瘦”，有学生便高声问：“人比黄花还瘦？”老先生抬头抹把嘴下的胡子，说：“这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学生不依不饶，进逼道：“既然只要意会就行，那么要您在这儿干么？”接着有学生笑喊：“猪如白薯肥”，于是全班哄堂大笑。另据一九二三级张忠绂亲历：一位教国文的叶老先生喜欢听京戏，一上堂，学生就和他开玩笑说：“昨天梅兰芳的戏好呵！”或“你今天放我们的假，去看戏吧”。老先生只好哈哈的一笑，或置之不理。“另一位教国文的清末探花左霈，曾因赞助戊戌政变罢官，然而他却赞成多妻制。他的理由是，男子譬如茶壶，女人譬如茶杯。一把茶壶的水可以倒在若干茶杯中，但几个茶杯中的水却不可以倒在一个茶壶内，那样作，水会变混浊的。”这位左霈科举考试得第二名，其实是位“榜眼”，后世有论者给他的定位是“大时代中有名气的小人物”。自一九一八年起，左氏先后出任清华学堂历史、国文教师，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文学史和美术文。
据《清华周刊》载，一九二三年校方特意安排教师在专门地点接待学生并与学生沟通，以改善和增进师生情谊，左霈与梅贻琦、马约翰、余日宣、陈福田等，作为教师的中坚均参与其事。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开办国学研究院，左霈与杨树达、吴在、戴元龄等被聘为国文学系教授，同时被大学部聘任的还有物理学系的梅贻琦、西洋文学系的陈福田、温德、数学系的熊庆来、政治学系的余日宣、钱端升等。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以革命健将自居的罗家伦执掌校柄，左氏被罗视为不受欢迎的旧派人物遭解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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