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1906~1985),中国当代作家。祖籍湖南省湘乡县东山乡双泉村,出生于南京,在杭州读完小学和初中,1925年秋到北京,次年考入北京大学。1929年正式开始职业写作生涯,1931年加入左联,抗战爆发后,一直在长沙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和文艺活动。
张天翼的讽刺小说读来令人深思,对社会、人性、人情关系等都有一定的反思作用。
他善于俯视被讽刺对象,着重勾画生命中的一段具体的时光和事件,以此透视出丰厚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人性。他勾勒人物线条,用笔简约,点到为止而不多加熏染,擅长以小动作,短对话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打造戏剧的矛盾冲突。他笔下的短篇讽刺小说叙事泼辣、口语化,极富有张力。
张天翼小说的三大讽刺主题:反封建、反伪善、反庸俗。
下面附上阅读张天翼短篇讽刺小说《包氏父子》和《华威先生》的小感两篇。
放纵式的教育,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读《包氏父子》有感
小说讲述了父亲老包善良,忠厚,懦弱。平时省吃俭用,望子成龙,儿子包国维却不争气,与贵族学校里的阔少厮混,沾染许多恶习,最后在一次冲突中,包国伟被开除出校,且要求罚款50元,老包望子成龙的期望化为泡影。
父与子的冲突并非文学作品中新颖的主题,但张天翼却将两者的冲突,性格和形象的对比描写到极致,结尾达到高潮却骤然停笔,留下一场悲剧,发人深思。
老包,这个令人可怜和惋惜的老包,未尝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老包在儿子面前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处处顺从,花大量金钱送儿子到不适合的学校,导致这一切的发生。他若野蛮强势些,霸气强硬些,又怎会有包国伟的反抗和不孝。
社会上也有着许多“老包”,这些老包是有钱的,他们自以为抚养孩子只需要钱,却忘记了孩子并不只是“吃钱的机器”,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需要爱与温暖去灌溉,才能生长出挺拔的枝干,开出美丽的花朵。
若说《包氏父子》中,包家最缺的是钱,那么给老包足够多的钱,让他们不愁吃穿,结局会改变吗?不,包国伟的不孝和冷漠并不会变。其实包家最缺的并非钱,而是对包国伟的关爱和温暖。那么即使债务压身,学业无成,父子相依为命,却也能心有温情。
再说包国伟,与郭纯等狐朋狗友厮混后,回到家中,看着那“黑黝黝的什么也瞧不明白,只有股霉味儿往鼻子里钻”的家和那个“刘公馆里三十年的老听差,只会摸下巴,咳嗽,穿着那件破棉袄的——老子”,包国伟年轻的心经不起落差,加上缺乏母爱与关怀,他失去了对父亲的敬爱。
他对父亲的辛劳和血汗钱的来之不易视而不见,一味的要钱和闹事,做尽一切坏事,以凸显自己的存在,最终闯下大祸,葬送了自己也打碎了父亲的梦。
《包氏父子》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例。今天的社会并不缺乏包氏父子这样令人唏嘘不已的父子关系。俗语言:“富养女,穷养儿”并非毫无道理。我们可以痛斥包国伟的冷血和不孝,也可以可怜和叹息老包的教子无方。然而我们最终能做的只有避免“包氏父子”的再现。那么我想,我们急切需要的是,在家庭教育中加入爱与温暖。
图片源于网络无意义的“忙”,无异于谋财害命
——读《华威先生》有感
华威先生是一位抗战工作者,每天都要出席众多集会,因为他太过忙碌,故每个集会都是迟到早退。他恨不得取消睡觉制度,把一天的时间拉长。
然而,真的有那么忙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华威先生每到聚会上,都只提出两点建议:加紧工作和重视领导中心作用。这是赤裸裸的大话,空话,假话。他并没有根据每一集会的性质和工作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推进抗战工作做出重大贡献,他仅仅是在忙碌着忙碌本身,而这种忙碌是无意义。
“忙”从字的构造来看,即心亡。
当一个人忙碌到一定程度,他的心便已经消殒,到达一种可怕的境界——为了忙碌而忙碌。华威先生的心早已消亡,只有持续忙碌,没事找事,才能让他体会到他自以为的人生价值。
我们的生活中又何尝缺少华威先生呢?自以为是宇宙中心,缺少自己,世界便走向毁灭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这繁杂的社会中又岂会少见呢!甚至连大学这座象牙塔,也早已成为一条批量生产“华威先生”的流水线。
每天听着同学的抱怨:“好忙啊!上完课学生会要开会,紧接着社团活动,还要写策划案,晚上还要参加志愿者活动。明天的行程也都是满的啊!”类似的抱怨每天都有,点开朋友圈也有不少类似的言论,令我不禁怀疑,真的有那么忙吗?
华威先生们,难道就不可以安适地在图书馆,捧上一本书籍,欣赏一段美文?难道就不可以在操场,到球场运动锻炼和放松?难道就不可以泡上一壶清茶和友人谈谈岳焕的精妙和家宝的缜密?难道就不可以……?我们真的没那么忙!我们至少不要忙到心亡!
雄鹰醉心于快走踏清秋的驰骋,野鹤却赋情于慢走睨山林的清幽。忙也需要忙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人生同时也需要放慢脚步行走,让亦步亦趋的跟在身后的清幽渲染人生的繁华。
人生只有快于慢,忙与闲的适度结合,才能看到那朵彩云初晓,在那百花深处。
图片源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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