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
1
从相亲,定亲、接八字的程序中。择定1962年12月20日,为迎娶吉日。
父母为我和女孩的婚事,张罗了近一年的时间。
时间已到了腊月初十,迎亲的花轿,唢呐以及旗罗、凉伞、帐扇已经准备停当。
只有新娘子的拜堂衣,因为凑不齐购布证,父母为此发愁。
当时的年份,要凭票购布。每人一年只有一尺八寸布票。我家四口人,一年不剪布做衣裳,也剪不到新娘子的一身衣服。
姐夫得知此事后,把自家布票拿来,才得以凑齐。父母拿着布票,到供销社剪了两段白洋布,请染布师傅,染成了草绿色。然后把裁缝师傅请到家中,做成了新娘子的嫁衣。
母亲懂医术,村子里的小孩,伤风感冒,大人头痛脑热,村里女人怀孕接生。都来请母亲帮忙。
母亲只要乡亲们需要,就会尽心医治。病人在母亲手上,几乎都能手到病除。乡亲们非常爱戴我的母亲。
现在听说我婚娶之事。都想来出一把力气,回报母亲平日看病之恩。
青壮年自发组成一支迎亲队伍,老人小孩在家,准备桌凳、碗筷,有的在灶下烧火,有的帮忙备饭等杂活。
下午五点左右,在热闹欢快的锁呐、锣鼓声中,花轿在旗罗、凉伞的籏拥下朝厅堂而来。
父亲把早已挂在众厅门口的鞭炮点燃。吩咐我去把厨房熬制而成的米汤提到厅堂,因无钱买酒,只能以汤代酒来招待客人。
我提起那桶米汤,由于紧张,还没等提到厅堂中央。脚下什么物件一绊,身体重心不稳,汤桶夺手而出,在地上滚了一圈,一杯羹也没剩……
看着那只摔落地上的汤桶,我像个木头一样直直的站在那里。
此时,座局的友吉姑父,就是婚礼的主持人走过来。笑容可掬的对我说:侄儿,你快去准备和新娘的拜堂之事。米汤洒了不打紧,汤洒婚圆。
新娘子回家后,定是人才兴旺,添丁致富、鸿运高照、左右逢源。
洒汤的坏事,在姑父嘴里却变成了好彩头。解除了我的尴尬和窘迫,我的沮丧一扫而光,高高兴兴和新娘子拜堂成亲了。
上不成大学的遗憾,却成全了娶亲成家的幸福!
我明白,父母送我读书,早已家徒四壁,这次归亲的花销,无疑是让父母再脱一层皮啊!
拥着温顺、貌美的新娘,想到家中的难处。想到新娘子,从此要在我家吃苦受穷的生活,我的眼睛湿润了……
第二天,大姑父王友吉嘿嘿笑着上门来了。嘴上说着一番祝贺早生贵子,夫妇齐眉之类的高兴话。
实则是来要回,他借给我新婚用的那床八成新的棉被,还有新娘子脚上穿的那双棉线长筒袜子,这双袜子是姑母的。
姑父一走,上里村的邦翠又来了。他是来取新娘身上穿的那件毛线衣。
看到妻子折叠好的棉被,又脱下了自己身上,只穿了一天的袜子和毛线衣,我惭愧的低下了头。
妻子对他们温和的陪着笑脸,用商量的口吻说:友吉姑父,邦翠大叔,谢谢你们好心借给我家的物件。待我洗干净之后,再让我丈夫亲自送到府上,你们且耐心等待两天好吗?
然后又扭头对我说:还有什么是借人家的?我也好一并收拾干净,尽早还给人家呀!
我的眼睛掠过那张破旧的婚床,唯一的新被子,已经被妻子收起。说是新婚的洞房,可除了一张破旧的架子床之外,再找不到什么可以拿走的物件。
我的喉口动了动,有些哽咽的摇了摇头。几乎不敢正视妻子询问的目光,更不忍去看妻子脱下只穿了一天的毛线衣,棉线袜,在这寒冷冬天下挨冻……
我暗自发誓,一定要让贫穷的生活奔出个头来。给妻子买上一件新毛衣,和一双带布垫的棉线袜……!
2
1963年8月13日,大女儿张小玲出生了。家中四口人,已经增加到七口人。弟弟妹妹还在上学,我和父母亲去生产队干农活,赚工分。我的妻子做家务,打猪草养猪卖。一家人的日子,就这样紧紧巴巴的过着。
1965年,我开始学做木工,主要是打风车卖。当年二女儿张小丽出生,身上没有一分钱,漫无目的信步来到农贸市场。
有一个老表介绍说:我打的风车很好车,于是一些想买风车的人,纷纷走过来拿定金给我,那天我收到打风车的定金就有30多元。解决了二女儿生下来没钱的窘境。
我做木工,利用了几何学的原理。别人打风车都要师傅传授尺寸,特别是风车嵌子的高矮,最要紧。机械照搬师傅的方法,其实也有误差,会导致风车不好车。而我可以通过三角函数得出答案,灵活调整嵌子尺寸的精度。
别的木匠喜欢打圆桶,不会打扁桶。看到大家不愿意做的东西,我就去做,这样的产品做的人少,比如小孩子坐的轿桶子,手工榨油坊里的物件。市场上有需求,做的人却少,销售就快,而且工资也高一点。
不会打斗桌,我想 拜狮型的陈世福为师。被村里的张木匠嘱死了,他说不要带我,我一带就会,会影响他们的饭碗。
我就模仿别人造好的产品,利用自己所学的几何代数知识计算。
打脸盆架、办公桌、床架子、放衣服用的西装橱,碗橱子等等。做起来得心应手了,我快的时候,一天可以打好一只风车。
一只风车,拿到农贸市场去卖,可以卖13块钱。而在生产队干一天农活,只能赚十个工分,分值在六块钱左右。
做木工使我的生活,比长年在田里干农活的乡亲们,要好很多了。
一九六六年,正月的一天,父母亲把我叫到面前对我说:咱们这一家子也维系了这么多年了。
你已经也是四口之家了。古话说树大开枝杈,男大当分家。
况且家里你弟弟没有结婚,妹妹还没出嫁。你赚的钱养你自己的家,我俩个老的,赚点口粮钱,好给你弟弟娶老婆。彼此也好划算,负担也会轻一些。
听父母这样说也在理,于是,我们便分家另过了。
3
一九六六年三月,宁都石城县的社搞工作组,进驻我们大沽公社。
1963年,宁都县文教局的曾找过我,让我去当民办教师。我考虑到家庭生活苦,人口多,只能在家种地做木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从1962年到1964年期间。公社成立了破四旧的工作组,他们下到各村小组去烧菩萨,烧匾和祠堂牌位等。
社搞工作组,组长叫肖有志,军人出身。得知我高中毕业在家务农,自创的木工技术做得很好。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
肖有志对我说:这次我们社搞工作组,主要是整顿干部队伍中贪污腐败的现象。
铲除隐藏在乡村干部队伍中的这些毒瘤。然后再结合一批新生力量,充实到干部队伍中来。
肖友志告诉我,他已经掌握了大沽大队书记李仁标,主办会计张玉达、出纳饶学洪。这几个人都要换掉,有意结合我来村里,当主办会计工作。
我听后,对肖组长说,我不想当官,只喜欢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活。现在我对木工这一行非常喜欢,脑子里想的都是这门技术。
肖有志听后笑着说: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再说也不会耽误你的手艺活,你只要工作做好了,可以在工作之余,仍然干你喜欢的木工手艺。
在肖组长的再三劝说下,我才同意了他的安排。
1966年元月份,开始到大沽大队担任主办会计一职。我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我的木工手艺。
做了这么多年的木工手艺。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木工行业最难的。就是手工榨油坊那一整套的活。车盘、车架最为难做。
在当会计期间,上里子塘粉碎木梓仁的转盘槽坏了,又准备新开一只榨筒树。当地木工师傅不会修,说要去外地请木工师傅来修。
我听后建议他们,先别去请外地师傅来修,浪费那个钱,让我来试试看。
大家都不相信我能修好,说这里面的墨诀很复杂。有的木工师傅做了一辈子的木匠手艺,师傅都不愿意传授他这个墨诀,意思是不知道算这里面的尺寸。不知道尺寸就无从下手去修。更别说制造油榨坊这一套设备了。
在大家狐疑的目光中,我利用了几何原理,先把坏掉的车盘,车弓修好了。
直径近两米大的榨筒树,大家都说这么大,无法画墨。
我把大树锯平的那一端,用两块木板钉在平面两边固定,然后找出两块木板之间的中点,也就是找出大树之间的中心点。
在中心点上画十字墨。十字墨往上一寸位置开刀揪,揪空树心。把榨筒方子装上去即可榨油。
大家看得眼睛都直了,都说读书人就是点子多。
当时有很多年轻人,要我教他们的木工手艺。我带了几个外村来的诚心想学的青年,还有村里的张经荣也是我的徒弟。
我把手艺倾囊相授给了张经荣,因为我在村里工作,其他徒弟我就委托他,做传帮带的作用。
4
1975年9月28号,时任大沽公社党委书记的李学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
这一年,公社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当时任大沽大队书记的谢甫生,召集班子成员出纳张金传,大队长温罗生、副大队长张善勇、出纳兼食堂管理的谢俊华等人。
批评我家里老婆会养猪卖,我又利用晚上加班做木工活赚钱,要割我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确实是利用晚上做木工活,当时村里的张邦道在大沽杞林坝林场当会计。涉嫌一宗木材虚开发票案,回家务农。
刚好那时,大沽大队办了综合厂。里面大部分做木匠师傅,都是我带出来的徒弟。正缺一个业务熟练的会计,于是我就把张邦道调到大沽大队综合厂当会计。
当时综合厂大部分产品,都是供应黄陂雪塘铀矿262勘探大队的货物。综合厂打的都是橱子、桌子之类的大件。
邦道找到我说:你晚上加班,可以做一些 569的大箱,262队正缺大箱的货,综合厂又没时间做。
每只大箱需材料5尺左右杉木板,能卖9元钱一只。按当时的物价差不多也还可以,那时猪肉还是7角7分钱一斤,文化大革命期间涨到1块零8角钱一斤。
1967年,三女儿张小英出生。1969年生一男孩,第二年因病夭折。1972年,四女儿张俊梅出生。1975年生一女孩后夭折。
孩子多,生活的开支就大。我当村干部一年只有1800个工分,分值7角钱左右。
如果不养猪,不做木工副业的话,光靠我那点工分,全家人只能喝水。
谢甫生指责我:身为村干部,带头搞单干副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唱反调!是对自己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人民干部!
最后谢甫生说:像你这样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肯定也有贪污腐化的现象,他已经请了公社稽查的人员,来查我的账。
温罗生、张经传、张善勇、谢俊华等几个同事。个个义愤填膺,齐声附和说:谢书记的讲话是非常正确,坚决拥护谢书记的指示。
批斗会开了三天三夜,包括清查账目。后来发现,我每一笔账数目清白,都有出处。
书记谢甫生却涉嫌贪污,温罗生、张经传、谢进华多人有不同程度的写假工分,报假账的腐败现象。
稽查人员把情况向公社领导汇报,公社书记李学明,乡长杨春芳,监委书记李远信来到大沽大队。
经过领导的核实之后,决定免去谢甫生大沽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职。其他成员责令书面检讨并退现。
监委书记李远信,党委书记李学明,乡长杨春芳讨论并决定:任命我为大沽大队党支部书记。
温罗生,张善勇,张经传,谢俊华这一干人等,都以为我会打击报复,撸他们下台。一个个惶惶不安。
我对他们说:一个人活着,应该通过劳动,不侵犯集体的利益,把自己的日子过下去。
身为村干部,不仅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而且还要带领大家把日子过好,在座的各位都有这个责任。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不搞穿小鞋,扣帽子这一套,和我一起把村里的工作搞好。我不会搞打击报复那一套。
我们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村里缺粮的问题。尽量不要让老百姓饿肚子。
5
大沽村的优势是山上有茶油,经过四处打听得知东韶淋池那边有粮没油。我便动员各家各户,把自家的油收到村里来,然后用油去换粮食回家。
大家积极响应,我就用收到的茶籽油,用大队办综合厂时买的那辆大型的拖拉机,装木梓油往淋池出发。
司机是染店下村的冯祥标,他开累了就我来开。我和冯祥标每日跑一趟淋池。
家中冯罗生,张善勇他们负责记账收油。淋池那边我派了张经传,讲定一斤油,换7斤稻谷,他负责换购物品的工作。车子去了就可以直接装车。
回家后,把换回的稻谷星夜分发给各家各户。大家欢天喜地的把稻谷,用手工的办法退壳下锅,吃上了喷香的米饭。
这样来回奔波了近一个多月,日夜我都和司机冯祥标在车上度过的。
解决了村民们饿肚子的问题,我就着手组织了造林队,副业队、综合厂认命张育达为厂长。
张育达以前是个包工头,他和葛林坝林林场的厂长熊正科非常熟悉。
利用这层关系,我叫张育达组织了一批青壮劳动力去林场砍树。为农民增加一些收入。
安排坵坊生产队,那里阳光充足,土地肥沃,可以搞杂交水稻的制种工作。
自己制种的杂交稻种,每年可以换几万斤粮食回来。
上里子塘那里山多田少,我就安排村民栽种了山苍子,用来榨油卖,山苍子油是做风油精等清凉退烧药物,配料的重要原料。市场需求很大,供不应求,这项收益非常的可观。
我安排拔岭排生产队,染店下生产队,利用丘陵山坡栽上了茶叶林。和刘家坊的茶叶林形成了大沽公社的支柱产业。
大沽大队,从一个有名的穷村,不到三年时间,村里屯粮近十万斤,茶油上万斤,各种副业的收入加起来的存款,三万二仟元。
从无米下锅,到粮食有存。邻居大队的村支部书记,看到我大队的存粮。央求我借一点给他们度过饥荒,这10万斤存粮,解决了八九个邻村大队的温饱。
昔日和他们一样穷,现在兄弟大队的村支书见了我,都称我一声暴发户。
每次我去生产队检查工作,乡亲们闻风而来。令我感动的是这几个生产队的乡亲们:蝴蝶寨、大坑、仙山下、高斜、罗元锻、王斜、拔岭排、自坑。
只要听说我下队来了,各家各户自发起来烧米果,没有磨子磨粉,就用擂锤擂米都要烧一点米果给我吃,表示心意。
我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带领大家致富是应该的,你们千万别这样。我没有吃乡亲们的米果,他们便流着泪,一直送我到村口还不愿离开……
一个大家庭,邻里间的总会因一些利益起纠纷,哪家的牲畜?糟蹋了谁的庄稼。谁的儿子恃强凌弱,妄图称王称霸。
我知道后,不仅要让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而且我一定要保护弱者,让逞强者道歉,主动和弱者握手言和。
有一年郑绍森的老婆,因为和丈夫感情不和,郑的老婆和同村一男子偷情。被其老公当场抓获,扭送到我的面前。女子羞于见人,有轻生的念头。
我把双方男女叫到面前,耐心的劝说调解,刚好那年,村里要派人去搞大兵团,去洛口团结水库干活。我把和女子出轨的那个男子调去洛口水库工地干活。
用语言解开了女子的心结,最后把这个事情平息了下来。
两个家庭都没有发生家破人亡的悲剧,他们为此心存感激。
1978年,县里为我颁发了优秀村支书的奖状。同年获得了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6
1979年,时任大沽公社分管企业的乡长廖方积。目睹了大沽大队的变化,惊讶之中找到了我。
他对我说:大沽公社财政还是赤字?我这个当乡长来向你取经。不仅要向你取经,而且我还要你这个人来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啊!
我要你来挑乡镇企业的担子,挑农机站的担子。把我们大沽公社的企业盘活来。
经公社党委三级领导班子的研究决定,任命你为三结合的干部。正式任命你为公社副社长,乡企业办的负责人,农机站的厂长等重要职务。张邦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光荣而又重大啊!
廖乡长的决定让我感到很意外,我是舍不得离开我苦心经营的地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又不能抗命。
1979年6月份,离开大沽大队到乡里企业办去上任。
当时大沽大队有21个生产队,他们知道我要走的消息。21个生产队的队长写了请愿书,求公社书记不要把我调走。乡亲们男男女女来到大沽公社,要求上级领导把我留下,继续担任村书记职务。那场面让我泪湿双目……!
调乡镇企业办上任后,我把责任划分到人,谁分管的工作,没做好就找谁。
元月份上任,我打听到抚州某国营企业,急需一批松木板。
我便开汽车装松木板下抚州,从抚州带一车,我们家乡的需要的农用物资回来。
利用柞树,槠树做的梭子木。销往广东,深圳等地。
当年企业扭亏为盈,我用盈利的收入,建起了乡政府的招待所。
在企业办调研,联系生意的期间。我和供销部门,采购部门,百货公司等各部门开始打交道。和这些部门为乡里做生意,联系业务增加乡村集体经济的收入。
当时任大沽公社党委书记的廖和能,对我说:张邦就同志,我要给你加工资,每月给你八十一元伍角,我这个当书记的只比你多八块伍毛钱。以此来鼓励你工作上的突出贡献!
那时,公社一般干部,每月只有三十几块钱的工资。
主管企业的乡长廖方积,更是眉开眼笑。说自己用对了人。
正当我的政治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1983年3月27日,小女儿张春莲出生。分管计划生育的乡长,以及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带妻子实施结扎手术。否则要以违反计划生育论处。
我心里有私心,生的全部都是女儿。1979年生了儿子涛涛,因为食物中毒肠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农村人总想生个儿子,到老有个依靠。我心里做好了罢官免职的思想准备。
7
早在1982年,我就以我二女儿张小丽的名字到工商所办了一个工商执照。那个年代工商执照很难办,要下放青年才有资格申办。
当时任工商所所长的王家生,右派期间我曾暗中帮助过他家人的生活,他对我印象也好。他把我二女儿张小丽争取到一个下方知青的名额,才顺利的拿到了营业执照。
当年我就叫我大女儿张小林,二女儿张小丽在大沽温盛林房屋边摆地摊。投资300元钱进货牙膏,牙刷,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卖。
1983年下半年,我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免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我便开始下海经商。
当时柴油,机油,供销社的国营单位都弄不到货。我可以搞得到。这个得益于我在企业办期间,在很多部门打过交道,都非常的熟悉。无形之中我做生意的路子,就比常人广了,宽了很多。
一些属于计划外的产品,我可以找到县委书记批条购买。农药化肥我可以从邻县,永丰县进口过来。
永丰主管企业的乡长,还有企业办主任,副主任、采购员。一听到我去了,都叫我是宁都来的大老板。客气地安排我入住当时永丰最大的旅社,林业大厦。
我把从永丰县,进口过来的柴油,肥料调往大沽农资公司。
机油调往大沽农机站。
农药、种子,调往供销社支援农业生产。
当时供销社紧俏物资,像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我可以从南昌进货到家里来卖。
百花牌的缝纫机,我只卖130元每台,飞鸽牌单车,卖220元一辆。远远低于国营企业的定价,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生意做大了,每年我都会开展消会,就是老百姓口中讲的物资交流。
我的店里,几乎是囊括了供销社里有的,和他们没有的货物。人们可以自由挑选买卖公平。
1985年儿子张晖出生。
从1982年开店到1994年,生意做大了,名气也大了。有些亲戚、熟人,便来开始向我借钱,或者拿货,拿货以后不愿意给钱。
借出的钱或者赊出的账,上门要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是大老板了,还在乎这点钱吗?借钱的时候,人们都很高兴。问他还钱的时候就成了仇人。
面对这种情况,我琢磨着:开店是要老百姓袋子里的钱拿给我,我把货给他,属于被动经济。如何把被动变主动?唯一的办法就是办厂。
可以帮助这些老百姓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他们在农闲的时候,可以做工。我提供 货源。他出劳力,我发工资。既为社会谋了福利,也没有赊欠的经济麻烦。
主意一定,我便开始慢慢从做生意中抽身出来,留意着办厂的事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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