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

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

■口述人：徐耀良，1945年5月生，沙家浜镇人，常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沙家浜镇分会秘书长，曾任沙家浜镇文化站站长、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

■整理：本报记者陈燕

沙家浜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共产党的影响在沙家浜百姓头脑中根深蒂固。早在1927年，这里就已经有共产党的活动，沙家浜第一个革命烈士是横泾青年石楚材，他因为被叛徒出卖而牺牲，但他保护了地下党员，这些党员直到1939年“江抗”东进才亮出身份。

我是土生土长的沙家浜人。沙家浜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我曾立志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把那些革命先辈的经历抢救、挖掘出来。多年来，我翻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亲历那段岁月的很多人，记录了沙家浜很多革命故事。

“捉迷藏”中结深情

1939年5月13日，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开赴东路抗日第一线，这支部队简称“江抗”。“江抗”的一部分流动到唐市、横泾。从此，唐市、横泾就成为苏常游击区的组成部分。“江抗”一直挺进到上海近郊，袭击了日军重兵把守的虹桥机场，炸毁了日军停在虹桥机场上的数架飞机，使新四军声威大震，日伪军闻风丧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 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

8月间，“江抗”大军来到阳澄湖畔进行休整，“民抗”和“新六梯团”等常熟地方抗日武装编入“江抗”的两个支队，他们与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部队从村里经过，人们就纷纷送来慰劳品，有的老大娘、老大爷还拉着子弟兵的手问寒问暖。看到部队在水乡行走困难，群众还主动腾出船只为子弟兵摆渡。

“江抗”东进时约有800人，到10月份西移北上时，已经壮大到3000人。“江抗”西移后，苏常地区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除了少数地方干部外，仅有“民抗”部队的一个警卫班和常备队数十人，以及在唐市、横泾等地隐蔽流动的后方医院的36个伤病员。因为沙家浜有大片芦苇荡，相比其他地方更适合隐匿，所以伤病员就留在了这里。王家坝是伤病员养伤的第一个落脚点，后来他们还转移到龚家浜、芦荡村黄桥、曹家浜等地。

由于撤走了人民抗日武装，日本鬼子和伪军几乎天天下乡奸淫烧杀，土顽武装也肆无忌惮地骚扰抢劫。这时的后方医院，处在十分艰难的游击环境中。后方医院是流动的，伤病员完全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如果发现日本人来了，就转移到芦苇荡。农家的客堂、牛棚、猪圈、船坊给伤病员做病房，农民卸下门板给伤病员当病床，用捕鱼的小船作为转移伤病员的运输工具。在最紧张的时候，一个晚上就要流动两三次。在日、伪、顽的包围中，后方医院的每个行动都得分外小心，晚上不能照明，又不能有其他响声。在恶劣的环境中，后方医院的同志利用天然芦苇荡这一有利的地形与敌人玩起了“捉迷藏”。因此，敌人虽然经常下乡“扫荡”，但总是扑空。

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 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

日伪军找不到新四军伤病员，就采取封锁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行人的恶毒措施，企图将后方医院困死在芦苇荡中。当时的伤病员处在缺粮少药、与新四军的部队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乡亲们和卫生员因陋就简、以土代洋克服医疗器械不足和药品缺乏的困难，积极为伤病员治疗。手术用的钳子不多，就由劈开的竹筷装上木塞做成土钳子代替；没有胶布，就在牛皮纸上抹上胶水代用；没有消毒器械，就用农家的蒸笼蒸煮消毒；医生和卫生员还把自己的蚊帐、被单撕成布条经蒸后当成纱布；将棉被中的棉絮扯出来再消毒后用作棉花球。他们还采集止血草、压血草、落得打等草药来替代洋药，给伤病员治病，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些来自上海的医生还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关系从上海采购药品和医疗用品。

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伤病员的给养也十分困难。当地群众就送来可口的饭菜。有个房东老大娘送来一碗鸡头米烧肉，给伤病员滋补身体，同志们互相推让，舍不得吃。后来由指导员下了命令，几个重伤员才含着眼泪分食。老大娘们还经常给伤病员送饭送茶、缝补浆洗，与伤病员亲如一家。

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 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 芦苇荡里那段军民鱼水情——听徐耀良讲述后方医院里的故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