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寒人抬头之势、河北习武胡化、江南诗赋进士，皆足以破经学、门第垄断学统政统之局。进士贵而明经贱，诗赋盛而经义衰，即河北门第士大夫丧失其文治势力，江南平民士大夫（赵宋新儒家之阶级前世）代兴。胡汉雇佣兵集团（受唐室政令唆使）进据地方利源培养军事化社会（五代藩镇之阶级前世），即河北门第士大夫丧失其地方势力，抛弃根本，依附二京官僚系统（日益为科举侵夺之）残余位置，终与二京同归于尽。

刘仲敬用上述约200字的篇幅，高度概括了武周革命后，唐室双管齐下:科举重诗赋（唐诗盛极一时、流传后世之原因），可以逐渐稀释门第世家赖以传承与维持门面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胡化后的雇佣兵集团，可以“据地方利源”，例如安禄山就非常清楚而且有权限可以征收与收割辖区内的税赋，东汉末以来所谓地方上的门第世家，自然被排挤与边缘化。

刘仲敬结尾说:门第（只能）依附两京（长安洛阳）官僚系统，终与两京同归于尽。唐之后的宋，从大一统的集权与阶级消灭的角度，是进化的体现。但是如果从社会中间阶层的被消灭与大一统的僵化的角度，是退化的体现。历史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进步与倒退，唐宋传承是进步，抑或是倒退，视评判立场而定。

刘仲敬《华夏到中国》:“武周革命，非如寻常外戚，取宫廷家族利益最大化。（武）则天雄桀，概欲起山东寒素，拔关陇门第。唐室核心（犹清室满蒙核心）本系六镇弓马，太宗论关内关东优劣者数，谏臣累止之，足见其意态。武后之“拾遗平斗量”，钱宾四（钱穆）呼为“政权无限制解放”，大用山东文学浮薄。六朝隋唐出将入相之士族政治，经此巨创，永未复原。玄宗复辟，姚宋（姚崇、宋璟）之属，皆武周拔汲之文士，政权结构成分，实宗武朝，无易代之名而有其实。”

刘仲敬在此段话的开头指出，武周革命，不是寻常外戚夺权式的宫廷斗争。结尾部分，刘仲敬说唐玄宗的时代，政权的结构成分，其实源自武则天时代，无改朝换代之名，而有改朝换代之实。

刘仲敬关于武周与玄宗的观点，取自陈寅恪。一般而言，类似武则天篡唐这种事件，如果将其定性为只是宫廷权谋之斗争，这种评判的视角，就显得格局偏小。但是如果按照陈寅恪的评判视角，将武周革命置于东汉、魏晋、隋唐长期演变之历史画卷中，结合阶级斗争与地域斗争进行考量，就显得格局比较大。武周革命，究竟应该偏向于传统宫阙阴谋之定义，抑或应该偏向于陈寅恪定义的关东士人对关陇集团的替换，类似这种历史叙事，永远不会有定论，因为历史的叙事，支持多重解释体系。

陈寅恪著书立说，或面对清华学子的时候，如果陈寅恪说武周革命只不过是武则天的宫廷阴谋而已，这种说法过于通俗化，就显得不太符合陈寅恪作为史学专业学者的身份。

专业学者与通俗读物作者水平的高与低，并不在于他们定义历史的格局是“大”的还是“小”的，而在于其正确熟练驾驭历史叙事的能力，前者需做到“格局”正确，后者需做到“情景”正确。比如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讲演录》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前者的大历史与后者的小故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魏晋的历史面貌，即便陈寅恪的观点不一定无懈可击，刘义庆说的故事很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丝毫不影响两者历史叙事的正确性，因为前者的“格局”是对的，而后者的“情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