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小时候住在一座工业城市的偏僻小镇,我家就在一个被石油工人建立起来的社区。那是栋普通的四层民居。坐落在社区最宽敞的一条马路旁边,是最早被建立的几栋楼之一。每天上学,抬头都能看见楼上用红油漆刷着一个大大的8字。那是他的楼牌号,我们也熟悉叫它8号楼。
8号楼紧邻马路,保温极差。而我家把东房山,每个冬天就是我和我妈的灾难。冬季的风吹卷这这栋老楼发出恼人的嚎叫。于是我们向候鸟迁徙一样每到冬天就飞向姥姥家,来躲避寒冬。家里的阳台顶部是用一块铁皮盖上去的,所以飞虫总会奔向屋中。有天晚上一只燕子从阳台顶的铁皮窟窿中闯了进来,它就在那个狭小的客厅里盘旋。我自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被传进来的黑色物体吓了一跳。他在头顶飞,我就吓得在屋中跑,过了一会我妈从隔壁聊天回来,看到头顶盘旋的燕子瞅准时机待它飞到阳台时将门迅速一拉,顺手将窗帘合上。动作一气呵成,使我心生感叹。后来我问我妈,你当时不害怕么?她跟我讲,最恐怖的一次是在我还不计事时,有一天她哄我入睡,仰头看天花板,发现一只蝙蝠正倒立在天花板上。当时就吓傻了,声都不敢出,就一直盯着蝙蝠,蝙蝠也和她一直对视,从这之后她就啥飞鸟都不怕了。
即使这样的屋子,也曾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那是个房价还没高的离谱,住房还靠分配的年代。我爸妈就在8号楼分到了一套房,作为他们的婚房。在我还未降生时,我家几乎每天晚上我爸都得招弄点劣质白酒招呼引伴,叫上七八个人挤在50多平的房间里唱卡拉ok,酒精轮番下肚。熬到凌晨那些空荡的酒瓶,转动的dvd机,躺在地上的人,一起伴随着阵阵鼾声度过黑夜。天亮后,他们拿起工作服,骑着自行车到工厂里上班。他们是工人的子女,他们将接下父辈的工作,继续在这个工厂劳动,卖命,赚钱。
二
后来,我搬到了城里上初中。8号楼被租了出去。新的学校是我小学的4倍大。原来我们一个年级只有17个人,而现在一个班就50多人。我每天上学时,抬头都看不见那个红色的8字了。我的新家在城镇的中心,它的保温很好冬天很温暖,但每当冬天来临我还是想去姥姥家住。我觉得这里很温度很暖,但每次关上灯睡觉之前还是会感觉冷。比不上姥姥家蒸苞米面饽饽时飘出的热气暖,也比不上每天早上从客厅传来的磨豆浆的声音暖。冬天时无论刮多大的风,都不会有嚎叫的声音了。城里的空气越来越差了,一种叫雾霾的东西几乎天天笼罩在城市的上空。有时夜里会传来一股刺鼻的味道,是周围大大小小的工厂在排放废气。我表哥家离着“大乙烯”工程近,从小就患鼻炎,他卧室里的垃圾桶总是塞满了卫生纸。那是每个出生在那片的孩子的可怜遭遇。我爸后来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都得跟我和我妈说这儿的空气一股子酸味,嗓子一回来就发紧。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时间一长我和我妈倒是问不出来空气里刺鼻的味道了。但我妈用起智能手机后每天会查看今天的空气指数,几乎每次手机屏幕上都是红色字体写着“重度污染”。后来我妈也不看了,赶上好天儿,自己往窗外看一眼,要是能看对面广场的鸽子楼就是轻度污染,能看清远处的信号塔就是良好,简单明了。
三
从8号楼的窗户想东南望去,越过职工托儿所,越过社区卫生站,能看见湖光的一丝浮影。我小时执拗的相信我家在大海旁边,我每天在从窗前望去就能看见大海。但我却感到自卑,作为海边的孩子,我不会游泳,我甚至对水感到恐惧。我幻想这湖的那岸是宝岛台湾,书上说祖国大业还未统一,我是多么希望湖的那一岸尽快回归祖国的怀抱。我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我的小伙伴,他用一种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特有的权威语气对我说:“马猴你真是个傻x,咱们这个叫湖不是海。台湾离咱这远着呢,它在福建的对面。福建你知道么,你这个傻x一定不知道。”我站起来和他争辩,我说那片水那么大一定是海,书上说海的对岸就是台湾。他冲我喊道:“你扯淡,我看见过我哥的地理书,书上的地图就是这么画的。”我失望极了,他又过来安慰我:“你不老用小学生的思维想东西,你该成熟一点。"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那么大的水域却只是一片湖,我不懂为什么他能像初中生一样思考而我只是个小学生。
后来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它是那么广阔,我双脚踩在沙滩上,清凉的海水在我脚间流过,我看着眼前的大海突然想起电影里那个长大之后的麦兜
原来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没有鱼丸,没有粗面,没去马尔代夫,没有奖牌,没有张保仔的宝藏,而张保仔也没吃过那包子,原来愚蠢,并不那么好笑,愚蠢会失败,失望并不那么好笑,胖并不一定好笑,胖不一定有力,有力气也不一定行。
四
再后来,有一次我回到姥姥家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我莫名其妙的跑去市场买了两斤桔子,又莫名其妙的回到8号楼,我走上熟悉的4楼走到404门前。我看见门前堆放的纸箱,我看见门上拉耸下来的对联,我听见门内女人呵斥孩子的声音,我嗅出飘出的米饭香。我仿佛看到有个男孩饿着肚子从学校跑回来,对着厨房里的女人喊道:“妈,我回来了。”
我会告诉他,快进去吧,外面天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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