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一：明镜之“明”

《传习录》二一：明镜之“明”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功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论语》体裁，如果算是只见圣人之高明的话。《传习录》问答，已经可以见学者学问之用心了。

陆澄因学而问圣人学问之道，绝对已经进入到“先学后教”的境地了。王阳明以明镜之“明”——“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回应陆澄所问学问之道，绝对是教“真东西”的好老师。

《学记》讲“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人师”是要人“继其志”的，传承的是文化精神。“圣人之学”经无数儒生广为流传，为什么历史长河中真正可以称得上圣贤的屈指可数呢？根本原因便在于“经师”比比皆是，“人师”寥寥无几。

学问本身是为着解决问题而存在的，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学问不会存续下去。王阳明讲上古之治缺乏典籍依据无以恢复，春秋以下之治多是功利之心不值得推崇，唯有三王之治本之于道且有据可凭，是值得恢复与提倡的。所以，孔子穷其一生以“天之木铎”的姿态“克己复礼”，删《六经》，规划厘定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流向。

解决时代问题的学问得以流传，解决问题的人成为圣贤。这样的故事，不断在历史上重演。

尧、舜得上古之道，潜移默化终于成就文化宗脉的可勘源头是如此，周公集这些源头活水之大成，制礼作乐以文天下，使民族脱离茹毛饮血的蛮荒也是如此。孔子在礼崩乐坏之时，以实际行动克服天下由来已久的“重虚文而轻实行”之弊病，删《六经》厘定民族文化的源头与走向更是如此。孔子以下孟子，孟子以下王阳明，存圣贤之志，后世而有圣贤之名者无不如此。

尧舜、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贤杀伐决断，解决时代命题的学问都是预先准备好的吗？

倘若都是准备好的，要准备多少东西呀。即便是在科技昌明的今天，恐怕烧坏世间所有的CPU也无法推演出一套可以解决一应时代问题的学问。

王阳明讲明镜之“明”，讲“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河南程氏遗书》讲“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都是一样的意思。学问之道，不是“记问之学”的累计，“记问之学”的累积只会压垮活人。说来说去，不过是王阳明讲的“存天理，去人欲”，此心充满天理之时，自然如明镜一般——“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至于成“圣贤”，和成龙成凤没什么区别。只需尽自己的人事——“存天理，去人欲”，何妨安自己的天命。怕只怕有物来照时，“我”心无有明镜之“明”，难以照见问题的机理、困局，哪里会有真正的圣贤，如同怀揣一身功夫的莽夫一般，盼着天下有事好“驰骋”一番的。

圣贤之心，净如明镜，纤尘不染。常盼天下无事，好自逍遥。倘天下有事，能“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孔子讲，“我”有什么智慧吗，没有的。倘若有偏远之地的莽夫来求教，“我”有现成的解决他所问的法子好讲吗？没有的，“我”只是帮他理清思路，权衡两种极端下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最后由他在自己的心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圣人心如明镜，偏远之地的莽夫因为圣人这一明镜的存在，照见自己的心迹，也如圣人一般行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