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去年，我们几个爱好写作的朋友一起出了书，那是一套《黄海湿地文化丛书》，共七册，七个人每人一册。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照排。作者与公司双方负责联系的人过去曾经合作过，感觉还不错。
我的书《故乡的滋味》，共收集了90篇散文，31万字，主要是从2016年到扬州宝应县氾水镇负责盐城新水源工程建设后所创作的作品。书的序是请盐城作协的管国颂主席写的，近万字，饱含深情，对我寄予厚望；封面、封底及书中插图由一位文友也是本次一起出书的伙伴海边漫的老公根据书的内容专门创作。应该说，无论内容还是相关设计，均比较精致而大气，书捧在手上，绝对不似地摊货。
想当初，合同签订以后，出书的过程虽然谈不上“一波三折”，但并不十分顺利，主要原因是书号申请太不容易。近年来，各级图书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对图书出版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书号的审批同样受到较多限制。
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书号难批的同时也进一步规范了图书出版市场，图书的质量必然会普遍有所提高，书的“分量”也显得更重了些。
有了以上的理解，我便觉得一切等待与付出都值得，用一句流行话说，便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再回首，除了正常的业务流程，有些关于经费的“插曲”也给我们七个作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事情推进过程中前后变化较大的，是关于书的总字数。起初洽谈的时候，公司相关人员告诉我们，排版后的字数正常是电脑计算字数的1.3倍，也就是原来1000字成为1300字，10000字则是13000字。我们也都按此比例计算预先付了费，众所周知，文章的字数在电脑上都有准确计算。
可是后来结算的时候，总字数均大大超过原来计算的数量，应该超过了1.75的系数，也就是排版后总字数是电脑计算字数的近1.8倍。
好家伙，一本书的总字数差不多是文章真正字数的双倍。其中有两本，文章体裁是诗歌的就更厉害了，三四万字成了十多万字，真如俗话所说“翻番带拐弯”。这，符合行规吗？
一套丛书共七本，最后书上体现的是七本书的“总字数”，没有各本的字数，成了“一笔糊涂账”。
作为作者，我们无疑多付了钱。
其实钱是一个方面，多点少点也没什么大不了，但这白纸黑字的“总字数”就大大不实了，岂不是欺骗了读者和熟悉的朋友们？这令作者心难安哪。
人们常说“文人清高”，可连字数都无限夸大，这“清高”体现在哪儿呀？
另一个让人搞不明白的问题是“衬纸”另外收费。封面与扉页之间加上一张白纸叫作“衬纸”，是为衬托封面与书芯的衔接而用，也有保护书芯的作用。当时公司人员向我们宣传：“有衬纸，看起来更加美观，还可以用来签名留言、盖私章，显得‘高大上’。”
既然大钱都花了，书又是咱们的“头胎”“第一个孩子”，怎么能为省几百块钱而留下遗憾呢。赶紧另外付了费。
比较令人纳闷甚至显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先印两本样书给我们校对、审核，也另外收费。按理说，最后的校对是正常程序；书在正式付印之前印上两本样书让作者直接把关，以免几千册印出来后再发现问题已于事无补，是必须的；听不少出过书的“老师傅”“先行者”介绍，出样书完全是惯例，不另外收取费用。
如此等等，用我们当地一句俗语说，这出书简直“有点儿像菜市场卖青菜的”，讨价还价，小气吧啦。
说完公司，再说负责校稿与排版的“老师”。校对过程中，在跟我们衔接时老师们摆出一副“例行公事”“公事公办”的姿态，他们按照公司有关人员交办的任务来做事、来完成工作，至于时间与质量等等则都有他们的“惯例”，可不是我们作者能决定、能改变或怎么的。
于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老师加班加点了、提高速度了、保证质量了……作为作者，除了说好话、表示感谢，还得通过微信发红包，作为对老师额外劳动的补偿。当然，钱肯定也不多，但“意思意思”之后才显得彼此“有意思”。
话说我的第二本书《飞鸟与射手》即将出版，该书是委托一位老师运作的。这位老师姓凌，也是60后，是江苏老乡，而且是姜堰人，他的地方话和我们大丰方言完全是一个语系，堪称“人文相近，人缘相亲”。
请看有关资料对他的介绍——1981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海军工程学院。军校毕业后，曾任海军某舰队某舰副机电长、海军舟山基地群联处宣传处干事等。1989年调入海军政治部，参与《水兵》杂志创办工作，1992年调入《人民海军》报工作，1994年调入《解放军报》工作，后任政工部总编。曾创作了数千篇新闻佳作，多篇稿件获得全国、全军奖励，三次荣立三等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晨光出版社等出版《科尔传》《李光耀传》《两片海》等各类图书百余种。2016年，曾受到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称凌老师为写作、编辑与出版的“大家”，相信没人有不同意见。
我今年打算申报江苏省作协会员，因此希望在9月份申报截止日期之前上报书面材料时能将自己的第二本书一同上报，这样材料分量会更足一些。
前几天我向凌老师报告了这个情况与想法，他回复：“知道了，我会尽量追投资方加快推进速度。”
为凸显诚意，也让他感受到我急切的心情，我通过微信发了相当于两本样书费用的红包并留言：“样书我可以自己付钱。书号如果暂时批不下来，能否请出版社排个临时号给我作申报省作协会员用。”
“样书的费用之类不急，他们正抓紧申请书号呢。不存在临时书号问题，书号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你可以先申报，书号本月底应该会有，到11月份评审时书肯定出来了。这些程序我都熟悉。”凌老师简要而认真地告知我实情，也指导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24小时之后，手机有信息提示，红包退回。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大家”，不仅显示在写作、编辑及出版上，在对待钱的问题上，凌老师同样是令人敬佩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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