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来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比较精彩的思想观点，那么第1个思想要点，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结构性位置：中国在制造流程上具有巨大的规模性优势，但是在许多行业并没有核心技术优势，欠缺对先进技术路线和产品理念的引领能力。
西方国家尽管在中低端制造业上无法与中国竞争，但在高端制造业上有不容动摇的优势地位；这里所谓的高端制造业不仅仅是生产芯片或者高精度机床之类的，更包括对未来技术路线及产品理念的研发、规划和引领，从而规定下游中低端制造业的演化逻辑的能力。
第二个，思想要点，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说是转移，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
关于这两点，我们想要去证实的话，只能看这相关的行业报告，以供自己的参考。
第三个思想要点，就是作者提到的这个全球双循环结构，这个全球双循环结构呢，就是说的中国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了另一个经贸循环。
在这两个循环之间，由于产业结构的落差，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创新产业无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
由此全球经贸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双循环”的结构，国处在连接两个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
再有，还有一个纵向的“全球双层循环”结构。美国拥有世界货币——美元，它基于此所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全球双层循环”中的上层，覆盖在各种类型的实体经济循环之上；“全球双循环”则是在全球资本循环之下的、有某种从属性质的实体经济循环。
第四个思想要点，在他看来的这个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所代表的开放的秩序与封闭的秩序，而且还从这个国家的历史来梳理了这个开放与封闭的秩序这种对抗发展过程，比如英国的全球殖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很重要，值得大家注意。
开放秩序中的规则主要是民间社会自发形成、征服追认的结果，在形成规则的过程中，社会大于整付；封闭秩序中的规则主要是征服主导制定，民间社会被动接受和适应的结果，在形成规则的过程中，整付大于社会。
第5个思想要点，来谈一谈就是这种不同秩序下的法律体系，英美普通法又叫习惯法，区别于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成文法。中国境内除了香港属于普通法系，其他地区都属于成文法系。
普通法和成文法的深层差异，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成文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
成文法对法律的发明，就是通常所说的立法。立法机构以一些基于理性推导出的理念、价值为基础，依照一整套法学思维方法，制定出非常整齐划一的、具有美感的法律，德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都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而习惯法主要是案例的堆积。
其次，英国普通法发展成把实质正义放在初审法院这个层面，基于地方性的公序良俗来实现；越到高等级法院，就越强调程序正义，到最高法院就只剩下对正当程序的承诺了。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风俗各不相同的地方整合在统一的规则体系之下。也就是说，不强调正义内容的统一，只强调程序规则的统一。
但成文法系就不一样了，它会承诺实质正义，也就是承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的标准或者说正义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就包含在立法时所依凭的理性原则里。谁不服这个实质正义就强制他服，用强制来确保统一。
成文法在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就定型了，之后会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案例的充实而有所调整，但是调整的空间相对有限，因为法律条文是个硬约束。
但普通法则没有定型的时候，随着社会演化，新的案例会不断产生，普通法的司法过程要把它们和老案例都整合在统一的规则下，法律就会不断演化。
法律演化的方向是没法事先判断和预测的，但它一定跟社会演化、运动的方向相同，因为法律的演化在相当程度上是被社会演化所驱动的。
再次，从地理差异来看，这两种法律体系的形成：英国是岛国，不面临任何陆地上的威胁，不需要强大的陆军，所以国王就没有办法压制贵族和各种民间自治的利益群体，只能继续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普通法因此得以延续。
而欧陆国家必须面对陆地上的威胁，于是就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在近代以前，国王没有能力组建强大的军队压制贵族，但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远洋贸易让国王找到了资金和办法建立起强大的陆军，灭掉了国内的贵族。
这样一来，过去依靠博弈形成的习惯法，在欧陆国家就保不住了，因为没人能继续约束国王了。国王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全新的立法，形成“王在法上”的新局面，法律变成由立法者发明出来的成文法了。
法国大革命后，大立法者由“国王”变成了“人民”，但整个法律逻辑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第六个思想要点，在作者看来，英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对规则的主导来实现的。覆盖全球的政治规则体系和贸易规则体系相互支撑，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治理对象并不是具体的领土，而是普遍的规则体系。
加入英国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都会进入全球市场，让自己的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如果不愿加入这套规则体系，那就没法搭上发展的快车。
英国主导的这种秩序，在原则上不会排斥其他国家的参与，所以是一种开放秩序。对规则制定权的掌握，在军事意义上，并不以对土地的占领为前提，只要控制住最重要的贸易通道——海洋——就可以。
而法国，在看到殖民地的土著法律传统跟自己所认可的理性原则不一致，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的，要帮助他们进步，把那些落后愚昧的习惯给改掉。
但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是最难的，人们会想凭什么我非得跟你一样？法国改造殖民地的努力引发了各种激烈反抗，它只好用保利镇呀，这样一来，法国不仅没法借助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来统治，大量的精力还被内耗。
所以其统治成本肯定远远高于英国，所能统治的帝国规模也就远远小于英国。
再有对于英国，由于其在各个地方都是间接统治，对当地传统社会没有什么触动，等到大英帝国瓦解、英国的力量撤退之后，其前殖民地仍然保存着基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自治能力，当地的秩序比较容易重建起来。
第七个思想要点，要理解美国的意志，首先得理解作为美国立国精神的清教精神，而无论是清教的哪一种精神，其精神根基都是信仰的绝对无条件性。
对于清教而言，它要回归更纯粹的犹太创世论伦理，这种创世论最难为生活在非一神教传统中的中国人所理解的核心在于，创世是“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因为一切都依凭上帝的意志，不受制于任何材料或者条件，它当然“全能”；因为一切都来自上帝的创造，它当然“全知”；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于上帝之外，自然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评判上帝的道德标准，相反上帝的意志才是一切的判准，是“善”的来源，它当然也是全善”的。
那这个时候信徒会如何思考问题呢？很简单，因为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所以信仰必须是无条件的，如果还要有个条件，不满足那个条件你就不信仰上帝，那你信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个条件。
对于清教徒而言，其政治抉择是拒绝命运一传统的束缚，在与上帝之约的基础上自我立法、自我治理。对他们而言，政治的基础是上帝赋予个体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自由意志（前面维特根斯坦的惊人之语以极端的方式说明了自由意志的内涵），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应当自主决断、自我负责，而绝不应顺服什么命运一传统预先给定的框架。
第八个思想要点，对美国人来说，其立国精神便是清教精神，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会把本国视作一个清教共同体。
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所拣选救赎的人，世间是充满邪恶的，所以自己所属的清教徒共同体（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世界上便有着特殊的使命，要把对神的服从、对公义的光大作为自己的责任。
就是这个国家，而不是郑付，征服只是这个共同体选出来为自己服务，清教徒而言，征服是一种必要的建制，而且它可能是恶的；但它应该是善的，因为清教徒共同体本身肩负的使命是善的。
这使得使得美国的国民有着强烈的国家道义感，而这种道义感又可以与对本国征服的高度不信任相结合，人皆有原罪，即便是上帝已经拣选的清教徒也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所以征服本身也是人们要警惕的对象；但是清教徒共同体要履行面对世界的使命时，征服是必要的工具。
对本国征服高度不信任，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获得的授权有限，在很多事情上都被束缚住了手脚，人们们日常要面对的大部分事情靠地方的自组织机制就能搞定。
第九个思想要点，美国人脾气好，而是因为各种“大事”有的被地方自治消化掉了，有的被市场消化掉各种群体的相互制约中弥散掉了，国民很难整体性地被动员起来。
但触及美国人共识的底线，“大事”就出现了，整个清教共同体就会很快被动员起来，也就是被“被惹急”了，清教共同体对世界的特殊使命感被激活，全民自发动员起来，其效率根本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我要做”，后者是“要我做”。
前者是不惜代价地自发集体行动起来，捍卫自己最珍视的价值，这是一种集体心流的状态；后者是被组织整合起来，需要精细复杂的监督与控制机制，很多资源会被消耗在这些方面。
比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在这一年的坦克产量是4052辆，到1943年，产量近3万辆。美国参加“二战”的4年时间里，共生产了8万辆坦克、1400万辆汽车、30万架各类飞机，建成航母131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48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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