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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读《多余的话》真实不饰,即为大美

瞿秋白—读《多余的话》真实不饰,即为大美

作者: 叶浅予 | 来源:发表于2017-05-10 19:02 被阅读224次

    2016年,建党95周年,新华社出了一部时长9分5秒的微电影,电影开场便是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的一句问话:

    “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父亲?”

    确实,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瞿秋白的形象实在太过独特而又复杂。

    他的一生,天然浸入骨血的士大夫情节与阴差阳错的共产主义信仰拧巴在一起,形成二元的、纠缠的性格,进退维谷。

    瞿秋白一生的纠结主要就是来自于来自书生政治家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江苏常州人。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秋白曾经自述,即使家里非常贫穷了,他们还是要穿长衫的,贵族的脸面还是要维护的。

    这种没落贵族的气质,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存在。

    1917年春,瞿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因为俄文专修馆不要学费,便学习了俄文,这并非源于对俄国革命的崇拜、也非俄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历史的误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被推为俄文专修馆革命的总代表,也只是因为其他人不愿干。

    1920年,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本来希望借此机会去研究一下俄国文学,却因为陈独秀出访莫斯科找不到翻译而被临时征用。

    后来,他受陈独秀邀请回国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因为他的俄文水平,也因为他了解翻译了一些俄国革命的资料,他被尊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组织内的地位诡异地攀升着。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陈独秀被免职,退出中央,没有强者出头,结果便轮到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以书生之肩担统帅之任,注定是个悲剧。

    登上历史舞台的瞿秋白,不关心政治,不抓紧军事,却时常有这样的幻想: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他不是诸葛亮,身在南阳草庐而心在三分天下。他是真正只想独善其身地治学,事实上由于他固有的身世性格,在政治智识上也的确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历史的误会,一步步被“逼上”领导人位置的瞿秋白,做着与自己意愿和专长不甚匹配的革命事业,精神上是始终郁郁不得志的,用他自己的遗言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担负这个领导工作”。

    他在负责政治局期间是精神疲惫、对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观点、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充当调和派、和稀泥,作为一个“枪杆子出政权”闹革命的共产党领袖,他自白“婆婆妈妈,杀一只老鼠都不会”。

    作为一介书生,他读过经史、宋儒、佛经、哲学,却没有认真研究过《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那些对共产主义的兴趣,一半是出于社会的大环境,一半是出于博爱大同的文人情怀。

    他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数一数二,鲁迅曾在他牺牲后感叹,《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

    他的书法、篆刻、京剧、绘画、古玩、音乐上都很内行,《国际歌》便是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吟唱翻译的。

    他在各个领域都称得上顶尖的才华,却把一生投入他不甚擅长的政治中去,就像空谷幽兰并不知道自己有多香,绚烂盛开,静静凋谢。

    1935年初,红军主力长征,瞿秋白被留在已经“沦陷”的瑞金。随即,被捕入狱关在福建长汀。

    当年六月,在百般劝降无效之后,蒋介石下令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当时有现场记者报道:

    “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到达刑场,他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便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如此将生死赋予笑谈,实在是魏晋风度。

    瞿秋白本可顶着烈士的神圣光环从容就义,他偏偏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剖开自己,因为名不副实的钦佩于他是最大的枷锁,这是他为人的骄傲和勇气,死后仍是坦荡如赤子。

    真实不饰,就是大美。

    在最后的人生里,他安静地自我剖析,把自己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每一缕情绪摆在世人面前,写下最坦白的话。

    他既对不能作一个纯碎的文人而感到遗憾,也对自己由于历史的误会而不得不担当起党的领导职责感到无能为力;在深切解剖了文人与政治之间的巨大矛盾之后,在隐隐流露出对党内斗争的强烈厌倦之后,瞿秋白一再向人们表明自己不是一个烈士。

    他说:“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会把我当作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

    他说:“你们去算帐吧,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在对待死亡时,瞿秋白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洒脱和超然的涅磐式的境界。

    在对待死后的声名这个中国文人历来最为重视的大问题时,瞿秋白则表现出了无比的豁达和从容。

    他写出心中的困惑与软弱,写出自己不带感情色彩的人生经历。

    他写下独立的思考,写下温情的依恋。

    他要表明的只是自己真实的状态与想法,一切都让后人凭说。

    他的勇敢让后来者汗颜,只能默默地望其项背,没有一人能够超越他的真实。

    因为这篇文章,因为他的真实,长期以来,瞿秋白被披上了不同的外衣,变节者、异己者,叛徒……

    他是不幸的,这种不幸,是每个人的不幸,不论王孙或黔首,都是浩浩汤汤的大历史的牺牲品。

    他又是幸运的,他在死前,终于可以从容地与时空对话,以小的真诚直面那曾经裹挟撕裂他的洪流。

    金圣叹行刑前曾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能吃出火腿的味道。瞿秋白在文章的最后也说,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这便是书生,最是柔弱却又铮铮有傲骨,对天命也可幽默处之。

    对于瞿秋白,不谈秋之白华,只谈其人,我在高中课本中读到梁衡的那篇《觅渡觅渡渡何处》,便留下了较为深刻的映象,他的《多余的话》,读起来总让我内心被触动。对于他的政坛作为,我所知甚少,但却在一次读到他的杂文集,读他对俄国文学的分析,回鲁迅先生对戏剧评析的书信,让我所看到的是另一个瞿秋白,学识渊博、自信、充满激情、据理力争......这些是我不曾知晓的他的另一面,却让我深深震撼。我是喜爱这个人物的,爱他的才情,他的直白与坦荡,爱他那份赤子之心,对于那“美丽的错误”则怀着一种复杂的惋惜。

    “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我记得在豆瓣上看到一个人这样评论,“每当我父亲极力劝我去考公务员时,我就会想到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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