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被一个相当偏颇的想法左右着，潜意识中总觉得大潮在朝一个既定的方向冲涌前行，很显然这属于宿命论的范畴，但奇怪的是，或许在一半的想象时间中，它占据着主动地位。就像是于参商两颗永不同天的星辰之间频繁往返，既无法脱离此，又不能抛弃彼。平凡而略嫌出格的现实主义中，又带着相当程度的理想化的神秘色彩，而因为在不知几多程度的范围内无法调和彼此，所以很多时候又表现出鸵鸟式的逃离主义。
在大明朝，有一个当权者，万历帝朱翊钧，在他身上，竟隔着极远的时间大河，看到了一丢丢似曾相识。在此前的极肤浅的认知下，自以为是地觉得大明朝的皇帝们个个是奇葩极品，然而这话就同于常能听来的一切以利益为最大化的话语一样，看似没啥问题，其实啥也不是。他作为一个消极怠工懒政之中的佼佼者，留下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旷工记录，事实诚然如是，但其实在无数的不得已不得意中，他也是近乎本能的，在做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无声反抗与逃离。
大明开国皇帝朱洪武，起于青萍微末，就好似天生的文人喜近文人而武人常聚武人一样，贫农出身的朱老祖对凌驾于贫寒之上的富家子高贵族，好感可谓相当欠奉，对于官僚集体与富庶工商的刻意排抑，自然也就不算什么匪夷所思的意外。上马要靠武将打天下，下马离不开文臣治天下，自古皆然，文臣团体最终走到当国的至高地位，是理法之中的事情。而在他留下的大摊子上，惨遭刻意“打压”的文臣团体，按照洪武皇帝的意愿，虽然身为国之柱石，但也仅作为烝烝百姓的公仆存在，唯有奉行着崇高的道德，克勤克俭，才能仰不愧国家俯不愧人民，所以终其有明一朝，那上至金紫勋卿下至微末胥吏的文职，无不守着一份极其寒酸微薄的薪俸，度日艰难。
所有的臣子，被太祖爷以一种异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剥夺了一切享受的资本条件，没有比大明官员们的待遇更差的了。他以圣贤道德为精神食粮，以封荫名位为奖励鞭策，让他们充当机器，像他自己一样，为着老朱家的江山，为着亿万百姓，鞠躬尽瘁。
这世上人，都是人，也都只是人，朱子理学再如何深入贯彻，再怎样存天理灭人欲，人终究有私欲，永远不可磨灭的人欲。这与其说是欲望不如说是身心上的需求，越是压抑，越是如原子、物质一样，外力所聚集而攒存的能量越是高，无论什么样的横加束缚，都只是暂时的，是纸老虎，早晚有一天要冲破束缚疏泄而出。
官僚集体的腐败，可以说是基于这样制度之下的一种畸形产物，但绝不能说官员的腐败就应该悉数归咎于老朱的极端理想化，换一种国策，难道就没有大批量的沉沦？不尽然。但扭曲的制度之下，诞生着扭曲的朝局，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前提是时间的跨度足够长，使人能够看到由内而外的显化。像极了一场滚滚而来的能够吞噬一切所遇的滔天大潮，无人幸免。
文臣们全部至少表面奉行崇高的理想，他们通过数载寒窗后经同种意向的筛选从而聚集到了一处，所以这样的一个群体，诞生出一种带有厚重开国皇帝烙印的群体意志，也大约是顺理成章。站在后世的角度看自然是必然，但这无形中掉进了宿命论的认知方式中，如果用正当时的眼光去看，我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必然，所以是“大约是顺理成章”。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再刻苦的生存环境，也总有人矢志不渝，这一种经历凛冬而不凋零的劲松，大有人在，死后家中积蓄仅存不过十余两的海瑞是个典型，他和他们怀揣着既崇高也孤高的理想，持续斗争着，如螳臂当车。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而走到对立面的，数量上相比较恐怕要去如云壤。在其中，一边私底下收受一边真正地奉行仁义道德，也同样大量存在，是扭曲与自我矛盾的其中一种缩影。
此时武功已成，仅剩文治，即辅佐圣主亦或是培育圣主，以致开万世太平，成了无数人前赴后继的理念与目标，此时不妨换一种去个体化的方式去看，这些人薪尽火传继往开来，故而又或者可以说是帝国的这个文治巨擘，逐渐走向成熟直至登顶。文臣当国，武将也就意料之中的受到排挤，到了大明后期，帝国的武力已经被大潮冲刷得惨不忍睹，战力极度低下。在万历十万年，一代名将戚继光离世而去，革新帝国整体武备军力的希望，也随之彻底泯灭。武将受到政治权力的边缘化，并非是战力大降的直观原因或者说表面原因，北边边患一直存在，东边倭寇、海盗蜂起，对于地区稳定与国家兴荣，是非常直观且紧迫的威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到底是一句自我意淫的空话，这点权力中心的人不会不明白。但从将到兵，从兵器到粮饷，处处都生掣肘，腐败的手伸向军中，不出奇，吃空饷的问题也是在在都有，然而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这些。
太祖时起，为防止拥兵自重而导致藩镇割据的乱局，所有武将的权力都受到严厉的监督和削弱，武人的国家认同感低下，薪资可怜，退兵之后的处境更是尴尬，脱节以后再想如前务农很不容易，注入社会也是处处受到排挤。即使如名将戚继光带兵也只能以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煽动、蛊惑”，再佐之以严峻的军法。同奉养一样，兵器也承制于下属，即由地方上制造，然后各地奉各军，同时奉养的粮银也是同样来源于地方，地方上的压力极大，又受制于朝廷的旨意，不得不如此，想要兵精将良，实在难能。这是大明朝的沿革不变的制度，集权的中心作调配，任务下达给地方，然后由各地实施生产制造。质量上可谓是参差不齐，到了明朝末期建州努尔哈赤启事时，那些兵器盔甲简直就是粗制滥造如纸糊。而那个时期，国际上的大潮，也正在多方酝酿着，将携着铺天盖地的毁灭性大势，终将有一天席卷而来。打破生命力低下的沉冗生态，最后的最后，都无外乎是外力，也许毁灭正是重生的一体两面。
二百年以降，到了万历一朝，即便有着哪怕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也并不妨碍文臣成为一个大集体，以一种无出其右的帝国意志，凌驾一切，控御着整个王朝。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像古风中的仁义道德，是理想中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导，但真要付诸实践，真难。文官集团的集体意志，不遗余力地维持和制造着一贯的安稳，和过度变形的中庸思想，以拱卫着大明的巨轮平稳前行，但其实这些领航者，更像是巩固文官集体的核心地位不动摇，大凡一切危害到当下朝局制度即以道德为核心的掌控，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抹杀。笃志于改变既定制度下国家臃肿近乎瘫痪的生命力的海瑞，不谈他无视社会民间的上下之间流通需要中间人即乡老耆宿的大基凋，而依赖于自身极片面有限的认知，去强行撕毁那些民间的“约定俗成”，从而改变物质和财富总能变着法子流向致休后的官僚与富商团体的现况，纵然是为黎庶为社稷，可惜扰乱的是传统的秩序关系，进而被权力中心的人进一步以为会动摇整体的经济形态，不被官民两方所共同理解，而最终结果也只有郁郁离任致休。逆流之人，可谓是举步维艰。
那个帝国的巨潮，吞噬的可不仅仅是一个个有心改良制度的人，即使那位坐在龙椅上的堂堂天子，一样不能幸免于外。大明朝的繁文缛节，简直到了让后来者毛骨悚然的地步，只是遥遥看一眼都觉得累极，礼节的中心人，除皇帝以外别无他人。万历皇帝虽然身居九重，但一言一行，无不代表着一个国家。从幼年随着时任首辅为百官之代表人物的张居正帝师受教学习以来，许多偏离他们所谓的道德正轨的喜好，都要受到制止，长大后被各种各样的规矩礼仪所控制着，如同傀儡木偶，关键是身体的疲倦，和心里上的抵制厌倦，再到他自己的立储问题，自己的意向受到臣工们道德规矩的牢牢钳制，半分不得自由。
后来辞世后的张居正，在万历心中的固有形象轰然倒塌，使他明白了这些处处使他不自由的臣子们，嘴上说得如何如何清俭奉公，然后背地里不知收受了多少贿赂，比他这个名义上的帝国掌控人要自由快活得不知凡几，同时他想要有所作为的壮志，和对那些处处“阻挠”的文官，想要发火疏泄情绪也办不到，还要被天家气度所噎住，他在一次次的臣子柔锋相对中，彻底败落下阵。对于一个常人而言，处处捉襟见肘而受到压抑，长久下来没病也病三分，何况一个身心极度苦闷的孤寡之朕。他的父亲是帝王，而他的生母却并非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说，从生下来、承继大统开始，他就是也注定是寡人一个。注定一词，本身就带着未知又已知的神秘力量。所以从心理上去看，可怜如是，万历后期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甩手掌柜，似乎也就能够为人所理解了。而最无奈的是，即使如他这般荒疏怠政，帝国巨轮仍旧继续沿着那个似乎注定的轨道前行着，失去领航者的掌舵，仍能运转自如，确实是那个文治巨擘的成功所在，这也同时说明，他的长期无声抗议，以失败而长终，你看，集一切富贵于一身堂堂天子连逃离也这么无奈。
万历年间是有明一朝，许许多多事情的转捩时期，许多外象在这段时期，不约而同走向了结果，这本身就是一场帷幕的落下，同时也代表着巨流的到来。阳明心学的发扬者李贽，也许是那个时代唯一的最清醒者，思想在他的身上绽放出了绚烂的光华，他从官僚的“阳奉阴违”中捕捉到了人类都存在的隐秘共性，阴阳矛盾态，即不管什么人都有大众之下的另一面，常常是见不得光的那种，从长期“泯灭人性”的科举制度中，从当世奉为圭臬的宋明传统理学格局中，几乎彻底跳脱了出来。可惜他没有彻底跳出来，还没有能够将思想彻底解放，他从那些前后不一的言行中，批判了也许是整个官方，包括他自己。李贽看到了核心的问题，那些所谓伦理道德圣贤道理，只是一种极其理想化的产物。（认知十分不足，无力续下，这段严重烂尾。）
一说明之亡，实亡于万历。这句话不对，到了万历身上，他所能做出的改变，已经变得很少，所以我倒觉得这话少了一个，应该加一个“时”字，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时。朱元璋肇基开国，整个大明朝都有他这太祖爷的意愿体现，大明以他而兴。但不能说因万历而亡，以一人亡，这一人，或许就是那被太祖创立而壮大到尾大不掉的文官集团，可以看作一人，再跳出来去看，其实又是因开国之人而亡国。这是绍袭祖制的制度，而固有的巨大弊端，如果制度的本身就有根本问题，即使后世再如何缝补修饰，仍旧免不了因此而彻底崩塌。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必将毁于中央集权，这话武断，可惜我自己不知道到底是否如是。
无怪乎在下一个朝代中的康雍两代帝王，会对一些特有的文臣行径异常反感，沽名者更可恨，因为他们自身认知的局限而不顾或者不愿顾及实际，只一味以邀名立身，熟稔前朝旧恨的初期清帝们，从骨子里想去避免空谈文臣的误国，自然是理所应当。然而哪怕学贯中西的康熙帝王，也只是局限在他的家国祖传基业中，学会的大量西方术数并非真正是为了溉及四海万民，为了提高国朝的实力，为了他们皇家的根本地位不动摇，如此而已。这就是受命于天的家国理念和制度的症结所在，说一千道一万，仍旧是在加强中央集权。到了清朝末期，牝鸡司晨的慈禧，更是短视中的短视，即使国力衰弊到如此程度，被枪炮钢铁所冲开的国门，并不能冲开这短见的妇人见地，还仍旧做着只要皇位不动摇的美梦，可见鸵鸟心态也太司空见惯，那振颓起衰的曾国藩，也许注定是他爱新觉罗家的殉道者。这泼天大潮席卷而下，谁能免祸？
所谓的大潮，它也许是一个时代，也许是一国，也许是一家，也许是一人，也许是一心。它似乎裹挟着一切，又似乎，不过尔尔。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