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还是大言误国？——读《王船山论李纲奏议》

都说空谈误国，实际上真正误国的是大言而不是空谈。何为大言？王船山提出：“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他首先认为纲宗，也就是主旨性、原则性的道理是很重要的，掌握了道的主旨，其他不同的外在表现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懂得治理的道理，纲举就能目张，原则性的道理懂得了，具体问题也不在话下。但他同时提出不能只讲这些主旨性的道理，要注重这些道理具体如何施行。在这里他举了李纲的例子。

李纲是南宋初期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宰执，但不久即罢相。李纲的多次进言，“其言皆无可非也”，说的都是完全正确的，主要是以下几点：报君父之仇，复祖宗之宇；远小人，亲君子；议巡幸，决战守；择将帅，简兵卒；抚河北，镇荆襄。这几点都是南宋中兴必须要做的几大方面。然后呢？具体怎么办？李纲没有说。王船山认为，这种“宗纲”属于“虚设之宗纲”，没有什么用。第一点，报君父之仇，复祖宗之宇。作为臣子有这样的爱国之心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为继承者的高宗也得有这样的想法和决心。这一点是李纲和南宋后来的主战派一直忽略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最关键的。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研究》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着详实的研究，他从各方面论证了高宗不可能支持主战派的原因。第二点，远小人，亲君子。几乎所有的臣子的奏议中都会提到这一点，当然上书的臣子肯定认为自己是君子，其他人是小人了。王船山就指出这个问题“有定名而无定指”，有君子小人这两种说法，但没具体指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李纲作为宰执，他的奏议中还是没有具体说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这里王船山还提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明确列了自己推荐的人的名字。如果自己在奏议中不指明，那高宗怎么知道汪博彦黄潜善是小人而赵鼎胡寅是君子呢？第三点，议巡幸，决战守。这是南宋面临的几大急迫问题之一。但具体依据什么决定战守呢？用哪支军队？各军队如何协调管理？粮草哪里来？武器装备哪里做？难道天子一个人骑马带领着一批疲弱之兵上阵就能收复故土了？第四点，择将帅，简兵卒。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务。如何选择将帅呢？是在老队伍里找原来的将帅还是招原来将领的副将来做，还是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是皇帝自己选还是李纲代皇帝选？招来的人需要管理，军队需要训练，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而不是简单地放个榜下道令就能战胜敌人了。第五点，抚河北，镇荆襄。河北之地皇帝也知道需要抚慰，但不是皇帝说一句不割地就能收回来的。河北之地谁来守卫？现在的守卫不行，那么谁能担当大任？荆襄的军队怎么组织？哪方面需要改进？这些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就事而谋之，因事而图之”。但李纲都没有具体分析。所以他的建议只是听起来有气势，说一次就没什么了，“一言而气已竭矣”。所以汪博彦黄潜善一党人都嘲笑李纲的主张是老生之常谈，和说饿了该吃饭差不多，但没有米下锅，怎么办呢？

南宋的很多大臣都有李纲为大言的习惯，而且因为这些主张的天然正确性，导致他们失去了对自己主张的反思能力。王船山认为南宋“始终一纲宗之言，坐销日月而已”，一直在这种原则性、主旨性的主张上打转，浪费时间，直到亡国。这类大言，特征很明显：第一，形式整齐，内容正确，读起来“高大上”。第二，基本属于废话。读完后毫无感觉，读几遍连印象都无法留下。这种大言对国家的危害是最大的，远大于空谈。因为空谈很容易被认识到，而且空谈的人本人也知道自己在空谈，大言则不然。将大言的人觉得自己所说完全正确，有一种掌握了真理的幻觉，因此自我改变的可能性非常低，甚至可能要求他人去记诵这些大言，那危害的范围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