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Z市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群体制内的朋友。四年前，我考来省城，很快在家人的帮助下买了房。去年，那群朋友也陆续“步我后尘”考来这里，然而他们的“步伐”只能迈到我的一半——当年我每平米八千买来的房子，如今已涨到一万八，他们那些旧船票，再也登不上这里的客船了。
但这条船不同别的，就算登不上，也得拼了命地登。
于是我陪他们去看了很多楼盘，有大的，有小的，有市中心的，也有荒郊野岭的。每次他们都像搞市场调研一样详细询问关于楼盘的一切，然后咂咂嘴：嗯嗯，挺好，我再看看吧。
在我的房子从八千涨到一万四这段时间里，他们在为公考奋斗；从一万四涨到一万八的时间段，则是他们“看看”的过程。他们看着，看着，俩眼一闭一睁，行情就过去了，只好越来越纠结，越来越失望，越来越烦躁。
看房的路上，我们偶尔会路过我的新房。这时朋友们总会抬起头仰望着它出一会神，眼睛里流露出又艳羡又绝望的神色——在他们看来，我很幸运，而我的幸运，又衬照了他们的不幸。
一位朋友曾向我阐述过一个神奇的逻辑：我们俩同岁，同时进入Z市工作，但我来省城比他早了三年。这三年，我买了房，结了婚，生了孩子，而这一切对他来说还很遥远。如今，他几乎不可能再拥有这里的房子，没房子就意味着没法谈恋爱，没法谈恋爱就没法结婚，没法结婚就更没法生孩子。于是，当他一步（公考）被我“落下”，以后的每一步都被甩在后面。我劝他：人生中除了房子，还有很多更美好的事物，别把自己局限住了。他愤愤地反驳：你说得轻松！你现在可以潇潇洒洒地去上学了，可我还没买房呢！
我愣了半天，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虽然明知这点工资买不起房，但他必须把钱攒起来，以便为那看上去很渺茫，却总归要出现的房子、妻子、孩子做准备。而我，已经可以拿这笔钱去名牌大学继续深造。
我忽然感到由衷的悲哀：虽然“来省城”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在此之前，他一定也反复权衡过利弊得失——既然明知这里生活成本高，还非要来，那能怪谁？然而他比我更有能力，也比我付出了更多艰辛，却过不上我的生活。
我不晓得这是为什么。这些朋友们跟我一样接受过长达十六年的系统教育，他们知识丰富、工作勤勉、待人温和，对这个世界彬彬有礼。可是现在，他们被一条看不见的线挡在了一扇看不见的门外，仿佛这座城市的灯火，注定不为他们亮起。
二、
我的妻子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我的岳父和岳母“出身”都不太好，在那个必须获得推荐才能继续深造的年代，他们只读到初中为止。岳父参加工作后，原先分配的集体企业很早就倒闭了，找不到体面工作的他，只能晚间给人开大货车，三四年提心吊胆地开下来，攒了两万块钱。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两万块也不算小数目了，据说岳父原打算拿这笔钱买几件像样的大家电，但岳母不同意。最终，岳母拿它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岳母的举动在她的家族中引发了巨大争议。要知道，当时即使在大城市，“商品房”也是个相当冷僻的概念，至于他们那个小县城，更极少有人问津。后来岳母回忆说，她买的那套房子很可能是全县在1949年之后以“买卖”方式转让的第一套。
当然，岳母并不因自己的“眼光”而自鸣得意——用她自己的话说，“当时我们全家挤在一室一厅里，既没厨房，也没有卫生间，做饭得跑到走廊上，上厕所要去楼下，太不方便了。我们又盼不到分房，只能自己买啊。”
是的，他们只能自己买。他们并没什么灵活的商业头脑和高瞻远瞩的远大目光，只是他们的刚性需求比别人来得早，于是改善性需求也比别人来得早。
转眼到了90年代中期，县城的房价开始上涨，岳母凭借敏锐的嗅觉，在家人的一致反对声中果断卖掉了原先的房子，到偏僻的开发区买了一套更大的。当时她的兄弟们大惑不解：那个地方离老城有十里地，太远了，谁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住啊？现在房价涨得这么高（其实也就几百块，不过在当时属于新高），将来万一跌回来，你卖都卖不出去。
然而那时的岳母已经能站在更高的高度上看问题：将来商品房肯定越来越多，越来越贵，只能愁买，不会愁卖的；至于你们说那里离城区远，就更没见识了。从北京东单到西单也不止十里地，怎么不见北京人嫌远？现在你们觉得远，那是因为县城还不够大，再过十年，我保管你们不再这样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岳母的决策是英明的。如今，岳父、岳母不仅坐拥三套县城的房子和两间商铺，还向省城进军，妻子大学没毕业，名下已经有了省城的140平米新房。所以，当我跟她聊起“房价上涨太快，阻止我的朋友们成为中产阶级”时，她先是愣了半天，然后感慨地说：我妈若不是抓住房价上涨的机会，捣腾了几套房，现在我爸可能还是个大货车司机，顶多就是可以白天开车了。没有高房价，我家里就供不起我上学，我们俩更没有认识的可能。
她这话把我也说愣了。过了半天我才反驳：你妈那时候房价低啊，现在房价多高了，能一样吗？妻子冷笑：那时房价低，可是工资也低，大家都是工薪族，谁买房都得咬牙。
我还不服气，继续反驳：就算你咬咬牙买了房，生活质量也很差，这就好比现在的咱们，每个月光月供就得四千多块，我的工资一共才几个钱？
妻子则继续冷笑：你一个月工资五千五百块，让你还四千块的月供，当然压力很大，但你不要忘了，你现在也是拥有价值一百八十万不动产的人了。如果只看收入和支出，你还是个月光族，可是连上资产，你也算中产阶级了好吧！四年前你投了二十五万进去（指当时买房的首付），现在账面上有一百八十万，就算加上月供，你仍然“赚了”不少。试问除了房子，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的财产保值增值？除了高房价，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这么快地跻身中产阶级？
我无言以对。虽然我的心里非常清楚，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然而从现实来看，事情好像就是这样的。
三、
妻子有个同事，比我大四岁，今年刚好大学毕业十年。按妻子的计算方法，这哥们目前的身价是六百万。
前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就聊起房子的事，只听这货感慨：去年这时候，我通过内部关系参加了一个开发商的众筹活动，手头现金不够，卖了一套房才把钱凑上。现在后悔死了。
我问怎么，赔钱了？他说那倒不至于，可这玩意八个月才回本，现在一共才赚了十几万。
我倒抽一口凉气：大哥，这就不少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赶忙说，好像刚意识到自己在“炫富”，“我是想说，如果我当时不卖那个房子，现在再卖，能多赚六十几万。谁说众筹能挣钱啊，还不如炒房挣得多呢。”
我和妻子相顾默然。这货还在一个劲儿地自怨自艾：“唉，我这人啊，脑子就是不清楚。八年前，要不是我咬牙买了第一套房，能赚到钱吗？现在怎么就把这事忘了呢？”
我愣愣地看着滔滔不绝的他，脑海里浮现出的却是前些天在北京地铁上听到的一段对话。它发生在一男两女三个年轻人之间。
我上车比他们晚，听见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短头发的女子对她的两个同伴说：“我想拿这些钱开家超市，在天坛那边，你们说怎么样？”
跟她一起的长头发女子摇了摇头。“那边这么多超市，人家凭什么买你的东西啊。”她说，“周围的老主顾都习惯去那些老店，你想打出牌子可不容易。”
“那我加盟个大牌子的超市呗？”短发女子说。
长发女子翻了翻白眼，不以为然地说：“加盟费那么贵，你出得起吗。开超市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呐，你好容易攒出这些钱来，别一下子就赔进去。”
“……嗯嗯，那就开个文具店？”短发女子还不死心，“这个花钱少。“
“文具店不行，现在谁还逛文具店啊，除非你开在学校边上。”长发女子漫不经心地说，“可是学校边上的铺租太贵了，不信你上五道口那边问问……”
短发女子点了点头。“那倒也是。不行我还是干美容店吧，我挺喜欢干这个的，反正——”
“嗨，其实你什么店都不用开，费那个劲干吗。”一直沉默不语的青年男子忽然开口，“你不是有八十多万吗？凑个首付，上南三环、南四环那边买个房，这个肯定赔不了。”
“对对对，你看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长发女子一拍短发女子的肩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想着开店呢？我听人说，去年，就连在南边买房的都赚翻了。”
“买个房……”短发女子眯起眼睛，似乎有些心动，“这点钱能买到啥房子啊，再说还得还月供……”
男子接口：“你以为你开美容店不用还‘月供’？你少说也得雇两三个人吧？一个人的工资最少也得三四千吧？加起来不比月供多多了？你还得管吃管住呢？”
“就是就是，开店哪有养房子容易？”长发女子帮腔道，“你又得跑客户，又得算计这税那税，还要办那些证啊什么的，到处都得打点，烦都烦死了。买房多简单！”
“嗯，有道理……”短发女子慢慢地说。
“再说了，你买房，至少容易贷款吧。”男子用一种见多识广的老成语气补充道，“你见哪个开美容店的能贷到款的？你想，银行又不傻，人家愿意借钱给谁，就说明谁更赚钱呗。”
我一直悠闲地听着三人聊天，听到此处却矍然一惊：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大家总抱怨中国人浮躁，喜欢赚“快钱”，把所有财富都扔进房地产和金融这些从不创造财富的领域，我也抱怨。但如果我有这些钱，我也会去买房而不是开美容店；如果我是银行，我也会把贷款放给购房者而不是开美容店的小老板。
开美容店可能赔钱，但买房不可能。至少是几乎不可能。
截至我下车时，三人的话题已经从“开什么店”转换到“买哪里的房子”。当屏蔽门关上，地铁隆隆前行，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又少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创业者，又多了一个心急火燎的炒房团成员。
我祝她好运。
走出地铁站，迎面吹来清冷的风，让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电般划过我的脑海：也许，我知道“中产阶级”的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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