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仰海峰，原载于《哲学动态》2017年第8期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这不只是为了实证的描述 更是为了批判的分析 《资本论》一书的副标题 “政治经济学批判”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取向。根据 《资本论》的讨论，相比于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次结构性的总体转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体现出形式化、结构化的特征，并培植出合乎资本主义内在要求的 “拜物教”思维。这是从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到形而上学的全面建构，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就是要重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建构环节，展现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日常行为与观念建构的内在关系，从而实现对社会存在本身的批判分析，这是马克思 《资本论》一书的重要意图。
《资本论》
一、商品生产与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型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是从日常生活、政治行为到思想观念的全面转型 资产阶级以价格低廉的商品，摧毁了一切封建社会的坚固 “城池”，斩断了将人们束缚于封建传统的一切羁绊，并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应该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转型作了宏观的描述，强调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逻辑维度上产生的内在矛盾。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虽然能从宏观层面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变迁及其内在矛盾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却很难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出发，触及个体及其存在的哲学境域，展现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内在关联。另外，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把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生产逻辑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能得出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结论，而这种结论正是 《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后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逻辑的重要转换，即从生产逻辑转向资本逻辑，以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哲学理念。在这一全新的哲学视域中，商品成为 《资本论》哲学的起点。在 《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就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的形式。”商品成为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 正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才推动着《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
这种转型可以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来。比如在日常生活层面，随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人们日益摆脱了传统社会那种束缚于固定时空的生活模式，同时也摆脱了受制于特定共同体或公社的生活模式，不同空间中的人集中在一起，以工厂为核心重新组建日常生活与交往模式，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集居地，并引起了城市空间的重组或新城市的诞生。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曾通过曼彻斯特的格局变迁来讨论城市空间的重组，展现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空间格局。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离，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同一空间下劳动，又在另一个空间中共同生活，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传统的家长制正是在新的社会生活冲击下解体了，人们走出了封建束缚，进入市民社会，进入商品交换逐渐普遍化的世界。只有在商品交换日益普遍化的社会中，近代以来的自由、平等才会成为人们讨论的主题。
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劳动空间的重组，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管理方式的变化，这正是马克思在协作、分工等部分讨论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虽然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共存，但随着工厂大工业的产生，以协作为起点的生产方式日益成为主导模式。生产过程中管理要求的提高，推动着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了管理方式的变化，监督与管理成为现代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并逐渐发展出韦伯后来所讨论的科层制。这一管理模式到20 世纪初已经成型，并从生产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以及政治领域，使得科层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近代的官府组织里，原则上，办公室是与私宅分开的，而且，官吏的职务活动通常也与其私人生活领域有所区隔。公款、公家设备与官吏的私有财产清楚划分。此一状况不管哪儿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今日则可见之于公家的与私人的经营，甚至私人企业的领导人亦遵守此一原则。……近代类型的业务管理愈是彻底实现之处，此一划分就愈清楚，尽管早在中世纪即已有其萌芽。”从韦伯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科层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离，这正是商品生产与交换普遍化之后、特别是现代工厂产生之后才形成的。近代以来的官僚制，不仅受到商品经济普遍化后的财政支持方式的影响，而且受到公路、水路、铁路等现代交通手段扩张的影响。科层制的理念又反过来作用于资本生产过程，这使得资本生产层面、社会管理层面与社会意识层面形成一个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并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导模式，这些要素之间内在的互动，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型。
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总体转型，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两个重要前提: 一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使得两种不同商品的占有者发生对立与交换关系: “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劳动资料持有者需要购买劳动力，才能使自己的资本增殖; “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走向自由市场才能获得换取商品的货币。这两者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基本条件的作用下，不仅劳动产品本身首先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劳动者也成为了商品，一切人也都潜在地成为了商品，商品生产与交换在全社会得以全面扩展开来。“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商品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细胞，也成为《资本论》哲学的起点。这里的商品不仅指人生产出来用于交换的产品，而且包括人本身，甚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存在，商品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定在”。当人与物都成为商品时，近代以来哲学中作为主体的人，实际上成为劳动者，成为推动资本运转的劳动力。当主体不能变成劳动者时，其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商品时代的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命题。正因为有了主体，才有了与之对应的客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此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将这一问题置于商品生产与交换普遍化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带有主体的想象与幻觉的意味。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当人与物一样成为商品时，近代以来的主体理论实际上受到了致命的挑战。
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与结构化
商品交换的普遍化所建构的日常生活与日常世界，构成了资本逻辑的现象界。从商品交换走向商品生产，这是从现象界向本质界的转变。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层级，资本主义社会体现出形式化、结构化的特征，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就像一个不断自我扩张的 “漩涡”，将一切吸纳于自身中，难以停息。
商品具有质与量的规定性。商品的质体现为商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两个不同质的劳动产品本不具有可比性，但商品交换就是要将两个不同质的产品相比较，从而确定两者的量的关系即商品间的交换价值的相互比较。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时代，商品生产者最为关心的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下降为交换价值的载体。因此，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质被抽离了，呈现给人们的只是商品间的量的关系。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而其交换价值则由抽象劳动所决定。在商品交换中，与质被抽离一样，具体劳动同样也被抽象化，剩下的是抽象劳动，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只有在这种抽象的层面，两个不同质的商品才能相互交换。
商品交换使商品在相互间形成了一种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而扩大，从而在商品间形成一种关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载体，商品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量的关系，而这种量的关系又体现出人类一般劳动的形式意义。可以说，这是商品关系的形式化。“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商品一旦达到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商品交换领域。因此，我们只是从形式方面来考察全部过程，就是说，只是考察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在商品的二重性中，使用价值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载体时才有意义，而在表面上使用价值发生作用的地方，隐而不现的恰恰是商品间的形式关系。物与物之间的位置变换，是由一种形式化的关系所决定的。商品交换层面的形式结构以及这一结构的不断扩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现象界的隐形结构，这是一种抽象化的形式结构，它制约着进入商品交换领域的一切存在。
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商品交换只是实现内在于商品中的价值，而不会增加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的来源只能来自于商品的生产领域，这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界。剩余价值的生产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实现，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在这个层面就表现为工作日之争，资本家利用工厂法将剩余劳动时间合法化、制度化。通过这些方式，生产者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逐渐合拍于资本生产的要求，剩余人口的存在与规模也合乎资本生产的需要。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了诸多数据来展现工人的日常生活，并特别指出，对工人工作日的确定，不仅是对工人的日常行为的规制，更是对工人的身体状况的全面规制。“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如果考虑到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同，一些商品的生产还需将自然时间纳入其中，从而使自然进入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将对人的规制扩大到对自然的规制。这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逻辑的运行模式不仅限于社会生活领域，而且扩展到自然循环领域，按照人的观念和想象来理解自然，将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所以，在1862 年6 月18 日 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达尔文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而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投射到了自然界: “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 ‘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 《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 ‘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要不断地将商品转化为货币，再将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而从简单再生产转向扩大再生产，循环往复，不断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扩大再生产就像一架搅拌机，先是源源不断地将工人吸纳到生产过程中，然后是不断增加固定资本的规划和数量，为了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不断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变革，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的扩大化。资本再生产的不断扩大，也推动着流通手段的发展和空间的扩大。不变资本份额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准备金的充足或缺乏，使得银行与证券行业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资本的集中又进一步加快了再生产的过程。在 《资本论》第2 卷中，马克思通过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商品资本的循环具体展现了资本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扩展的。在循环中的每一个点都既是出发点，也是回归点，但任何一次复归都不是简单地回复，而是回到一个更高的起点。凡是在资本得以生根发芽的地方， “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做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扩大再生产使资本逻辑把一切都吸纳其中，而资本作为一切的主体，在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自身对自身的关系，就像理性在发展中表现出自身的异化与回归一样。“资本从作为能动的主体，作为过程的主体的自身出发，……同作为自行增大的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资本同由它设定并以它为根据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 作为生产的源泉同作为产品的自身发生关系; 作为进行生产的价值同作为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这种从自身出发的资本逻辑，通过不断地扩张，形成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图景。
从资本逻辑的现象界和本质界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重要特征首先体现为形式化。在商品交换层面，这种形式化在于抽离商品的质的规定，使其量的规定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商品的价值是由形式化的一般人类劳动所规定的，这同样是抽离了劳动的质的一面，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因此，形式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现象界的重要规定。在资本生产领域，由于其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虽然都表现为具体的物质，但这些物质都只是资本增殖的要素，在最后的结果中，资本家关注的仍然是以量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循环和扩大再生产，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在这里，同样是抽象的形式在起着主导作用。这种形式化、数量化的特征，可以说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主导性原则，市场越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原则的作用也就日益明显。正是社会生活的形式化建构，在社会管理层面，抽象的规则才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一维就是结构化。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个不断结构化、解结构化与再结构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在内部形成不同层级的循环，也可以形成一个总体的循环，正是借助于这个过程，资本逻辑才体现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这种结构化不仅体现为对物质生产要素的组织与扩展，而且体现为对劳动者及其意识的组织和再生产。当然，这个结构化过程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悖论，甚至会使这个不断上升的循环中断和崩溃，但当资本主义社会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而实现自我调整时，这些阻断就可能会成为结构化过程的内在环节。正是看到了资本逻辑的这一特征，卢森堡才说: “如果引用西斯蒙第的名言，可以用一连串的螺旋圈来代表。每一个螺旋圈从小环开始，重复上次形象，直至达到阻断点为止。这种周期性的从再生产最大规模到它的缩减至于部分停顿之间的波动，这种所谓的萧条、高涨和危机的循环，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生产逻辑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内容，并认为将这一思想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得出 《资本论》的结论;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与证明，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在生产逻辑中就得到了完全的展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 只是将这一思想系统化了。笔者曾试图证明，从生产逻辑出发，无法理解商品所具有的哲学意义，更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和抽象化。因此，从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逻辑到《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应用与发展，而是哲学思想的结构性转型。在新的哲学构架中，生产逻辑被资本逻辑所统摄，资本逻辑取得主导性地位，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与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本逻辑呈现出结构化模型。
在商品交换中，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哲学层面所强调的主体，在现实中只是商品化的存在，这正是主体性哲学的现实悖论。进入资本生产与再生产领域，社会存在的不断形式化与结构化，使哲学中所说的主体，在具体的社会存在中化身为资本家或劳动者，劳动者以劳动力的方式存在于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旁边，而 “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因此，在资本的现象界，主体成为一种物化的存在，成为商品; 在资本生产的过程中，主体成为劳动力，或者成为资本的代理人。
《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与结构化的讨论，为我们揭示出一个自组织的世界，即资本逻辑的世界。在第一节关于商品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才能把商品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细胞。进入商品生产、交换与流通的环节后，马克思通过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将人与物都整合为自身因素的 “漩涡”，这是传统主体消解的世界。可以说，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形式化与结构化的讨论，展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思考。
三、颠倒与直观:拜物教的内在机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讨论社会历史的内在结构及其发展过程，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进行了新的界定: 相比于传统哲学将意识独立化并强调意识的统治地位，马克思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的内容受到特定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在不平等的社会，每一个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人们将意识独立出来，并将意识抽象为一般意义上的意识，从而将统治地位的思想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思想，使得一些抽象的范畴或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正是基于上述的讨论，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时指出: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是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在这里，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颠倒性。
意识形态为什么是颠倒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第一个方面是普遍利益的幻觉。当一个阶级想取得社会的统治地位时，一开始这个阶级必须要将自己的思想化身为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思想，似乎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其他阶层也这样看待这种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问题的真实性在于: 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来总是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被统治者将自己的利益看作与统治者的利益相一致，这就是一种 “颠倒”，这种 “颠倒”也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的 “欺骗性”。但欺骗只能是暂时的，意识的这种欺骗性幻觉最终会被打破。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这种欺骗性并不是意识形态颠倒性的根本内容，真正的颠倒性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这正是马克思所要解释的第二个方面，即社会生活本身的倒置。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要从分工入手来讨论社会存在的内在颠倒问题。分工一方面虽然推进了社会发展，但另一方面，分工的发展推动着现代资本的形成，特别是在工场手工业之后，直接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阶级对立。正是在利益对立中，才会形成共同利益的幻觉，过去关于君主制、民主制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幻觉基础上的; 当意识形态以这种 “共同利益”为标识时，这实际上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内在倒置。因此，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其 “欺骗性”，而是源于社会生活本身的颠倒，意识只是对这种颠倒作了直观的反映，从而将这种颠倒合法化了。颠倒与直观，是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
对于社会生活本身的颠倒，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及资本拜物教的讨论就更加深入了，也更加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相比于从分工出发的生产逻辑，马克思此时从人们的日常活动即商品交换开始，进入到资本生产领域，来展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上的意识与观念，即资本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出发讨论意识构成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是对社会生活的颠倒反映，即将人与人的关系颠倒成物与物的关系，这种颠倒同样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的颠倒。这种颠倒是多重的。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质与量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就人类存在的一般意义而言，劳动产品最为重要的是其有用性，这种有用性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代即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生产与交换普遍化的时代，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载体，这意味着，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存在的根据，或者说，在逻辑关系上，使用价值是由交换价值设定的。也正是由于交换价值的支配性，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质让位于商品的量，量的关系成为衡量商品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价值是由人的劳动所决定的，那么劳动的质同样让位于劳动的量。物之物性、劳动的质都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量的关系、形式的关系决定着一切，因此，是商品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物的链条所决定，这是商品交换中最深层的结构。在这一关系中，商品交换中基于数的价值估量，成为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根本原则。这个过程是看不见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的日常行动与日常意识，在日复一日的活动中，这种意识会沉淀为人们的无意识，就像 “世外桃源”的狗镇，表面看来单纯有道德，骨子里早已受到商品交换时代 “付出与回报应该相称”的价值观影响。因此，将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本身决定的。
但商品拜物教的复杂性在于，这个过程是分裂的: 一方面，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是以主动的方式出现的，“我”在交换、“我”是否愿意交换似乎成为一切行动的起点，在这里，物与物的关系似乎服从于人与人的关系，服从于主体的意志; 另一方面，在这种 “主体性”的背后，真实存在的是形式化的结构对人的先验决定，当主体以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市场时，实际上却已经由市场所决定，因此，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这又是一种直观意识，即在社会生活本身发生颠倒后，对已经颠倒了的当下进行直观的反映。由于行动者在表面上是 “主体”，这决定了对这种直观意识的批判同时会成为主体意识的重要内容。把人下降为物，这引起了许多哲学家的批判，比如费尔巴哈。费尔巴哈通过宗教异化批判，强调以人的类本质批判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表面看起来，这是对拜物教意识的批评，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批评过的，以人的类本质为内核的人本主义，说到底同样只是对现实不作科学分析后的无用的感叹，这同样是对社会生活的直观，或者说是直观的二次方。所以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从哲学方法论上来说，针对的正是其直观的唯物主义，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在强调 “爱”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拜物教不仅意味着在无意识层面将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拜物教在观念层面具有一种悖论式的意识，即对这种物化的关系进行直观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潮，或者是封建而反动的、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对拜物教意识进行哲学重构的) ; 对这些意识进行深入的反思，这才是拜物教批判中需要深入的问题。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拜物教这种意识形态是以直观为基础的意识，这种直观既可以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也可以是对这种反映本身的对立面。如果前者可以称之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话，那么，作为直观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则表现为唯心主义，即强调直接超越物像化世界，达到一种唯灵论的境界，比如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意识形态的这种分裂表面上呈现为一种对立的意识，实际上则是相互补充的，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处于同一个知识型中，分享一个共同的母体，即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体现为资本的运行规则与方式，即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以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的展开模式。由于在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中，将人直接吸纳其中，使之成为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相并列的劳动力; 并在商品交换中化身为货币持有者进入商品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中，人们的日常行为与资本逻辑结合在一起，这决定了人们的观念从总体上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 这种影响会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来，比如在关于利润的讨论中，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讨论就体现了这种拜物教意识。
资本家喜欢以成本价格和利润的关系来讨论利润的形成，这里的成本价格就是c + v 部分，可以用K 来描述，商品的价值变成了W = k + m，而不是W = c + v + m。按照前一个公式，利润不仅来自于可变资本，而且来自于不变资本，也就是说，利润是由整个资本创造的， “成本价格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形成或同资本的增殖过程毫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利润的创造与工人无关，因为工人以工资的形式拿回了自己的劳动付出，因此，成本价格这个概念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变成了与工人的劳动无关的过程。另外，当从成本价格来讨论利润的形成时，利润变成了资本自我创造的结果， “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它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而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至于说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却被神秘化了，好像它来自资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质”。
利润资本与自身的关系，这就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 “绝对精神在外化过程中总是回到自身”一样。说利润来自于资本，这合乎人们的直观，从这里上升到绝对观念与自身的关系，这又是一种思辨的意识。直观与思辨，看起来是两极，但实际上却是相通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以及与之相对立的唯心主义，都成为拜物教意识的不同样本。因此，理解商品拜物教，不仅要理解其直接的意义，更需要理解其内在知识型，以及这种知识型的社会历史构建。
结 语
通过上述内容，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内核，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社会运行方式与意识进行了总体化的分析，在这个分析中，马克思关注的是它们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从而真正展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以及资本逻辑结构化引起的全面转型。
在这些讨论中，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隐形的关系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这种隐形的关系起着主导一切的作用，这一关系像一个不断扩大的螺旋，将一切吸纳于自身中，使一切都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模型的要素。可以说，这一模型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模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就是要透视这一模型的运行方式及其后果，从资本逻辑的内部展现打破这一逻辑的力量，这是 《资本论》研究中尚末充分展开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需要从《资本论》走向当代，以马克思的方式面对当代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这是我们推进中国的 《资本论》研究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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