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作家杨照的《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
认识《史记》有若干种方式，包括如何理解它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的特殊地位。
从史学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早期就已经很发达了。中国的历史在周代发生重要转折，直到20世纪我们才比较仔细地掌握了周之前的商代文化。从文献或考古资料上看，商代的文化非常奇特，它背后有着一个神鬼交错的世界。在商代人的意识中，现世活人所在的世界与死人或者灵魂所在的世界交错。我们看不到、触摸不到后者，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灵媒或动物，跟它来往。那个世界就在生者身边，与生者没有截然的差异。所以我们会在商代文化里看到很多沟通天地的精巧描绘。
不过，自从西边的周人崛起后，这种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周人剪商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权，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新的政治制度叫作封建制度，新的文化就依附封建制度而成立。封建制度来自亲族系统，换句话说，它的核心概念与精神最看重自然的亲族关系，作为父亲、儿子、叔伯、侄子外甥，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一般的生活礼仪乃至政治权力上就做相应的行为。由此，我们认识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才真正浮现出来。
周人这种价值观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即必须保留宗族系统的记录，使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久之后的人们仍能清楚每个人与其他人的亲族关系，这就要依赖记忆，而人的记忆没有那么可靠，自然必须依赖记录了。
在中国上古的考古资料、金石资料里面，青铜器的用法在商代到周代之间明显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商人那种鬼神世界中，青铜器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工具，所以铸刻了以动物为主的各种纹饰。我们可以想见，在仪式中，鼎或者其他青铜器里焚煮东西的香气、烟往上传，商人相信这样就可以与住在上面超越现实世界的祖先进行沟通。
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甚至应该说“偷”来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但是他们铸造的青铜器的重点特征改变了。商人青铜器表面华丽复杂的艺术性纹饰，或者说功能性的神鬼交会的纹饰慢慢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铭文，即把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写字呢？我们要看到青铜器铭文的固定形式。青铜器铭文和周人发展出的其他记录方法，都是为了让这种关系，以及围绕这种关系所需要的经验永久保留下来。在此开始诞生中国非常强大的意识传统，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在世界各种文明中，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最发达，历史记录最完整，这部分来自周人在建立封建制度过程中，功能性地保留了这些资料。
但是这种意识在功能性作用之后发生了各种深化、变形，其中最重要的阶段在春秋时代，这时出现了《左传》。原来只是为了把人与人的关系、与礼仪有关的部分记录下来，现在则进一步出现了特殊面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教训。换句话说，从《左传》开始，如果不学历史，不去继承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验，生活就会变得危险而艰难。不知道前人遇到了哪些事情，他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又如何解决，与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相比自然远远不如。从这里开始，东周历史的记录进入王官学的系统里，变成了贵族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个脉络看下来，到了汉朝，我们才能够了解，司马迁的《史记》是这种传统的集大成者。《史记》是一部通史，也就意味着是人类有意识、有经验以来的总和。通史是时间的完整呈现，司马迁要从开天辟地、人怎么来、人的社会怎么来、人的历史怎么来开始写起。通史不会有真正的终点，因为时间要继续流下去，不过在现实上，司马迁只能把历史写到自己那个时代。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意识的一次提升与突破。在这个时候，历史取得了一种整体性，不再是一块块、一段段的。一个人一辈子发生了什么事，或者稍微长一点，一朝一帝或者从一个家族的建立到灭亡，这都是一段一段的历史。我们有看待这些片段的眼光，但司马迁用他的著作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时，所看到的历史、从里面学到的内容，以及因此认识到的世界与道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历史有不同的意义，最浅显的诸如昨天的事情教会我们今天怎么面对现实，而深邃的哲学性意义则要把历史作为总体来掌握和理解。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意识的深化上厥功至伟。在《史记》之前与之后，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包括什么、历史可以给我们什么，是彻底不同的。至少从这一角度，司马迁不但写了一本书，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他的方式直接建立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一个面向，即如何看待历史上。这个态度是由司马迁建立的，此后无论谁进入中国文化、进入中国历史，都无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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