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自己为自己撰写墓志铭的，一类是才华横溢，个性分明的人，例如莎士比亚、普希金，一类将自己一生的感悟写成墓志铭。阎锡山就属于后者。我们看看阎锡山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从中能悟出什么道理。
阎锡山病重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条遗嘱，其中第六条：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
阎锡山去世后，夫人徐竹青遵嘱将他的日记打开，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只见上面分别写着：
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前一段”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出自孔子《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表现了阎锡山坚守了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这句话是阎锡山为人的原则，主观上是阎锡山遵循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按照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原则，主政期间积极建设山西，努力造福乡里。晚年跟随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从事著述。
后一段“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这句话就应该是阎锡山行事的原则了。阎锡山在战乱年代，周旋于多方势力之间，长时间主政山西而不倒，且奉行保境安民政策而有所建树， 与其灵活处事有关系。阎锡山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每有“突如其来之事”，必审视、权衡利害关系，而不是遵循固有的道理、道德。
阎锡山虽是一方军阀，少年辍学，却推崇儒学，奉行保境安民策略。主政山西期间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等政策，山西一度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
阎锡山既加入过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会见并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又拥护过袁世凯称帝；既拥护蒋介石，又在国共合作时期联合抗日，使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也大肆逮捕和杀害过进步人士。阎锡山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威胁到他的利益，威胁到他山西的地盘了，他就要权衡利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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