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3丨布衣之怒

读《战国策·魏策四》中““唐雎不辱使命”一文，提到”天子之怒”和“布衣之怒”。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

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选自《战国策》）

唐雎在言谈中提到了专诸、聂政和要离三个人。此时秦王嬴政尚未称始皇帝，在气势上略输一筹。所以唐雎的狠话，秦王还是有所顾忌的。对于秦王而言，唐雎一事在前，荆轲和高渐离二人还在后面。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唐雎的此番言论，给了秦王一个提醒。能熄灭征服六国这样的雄心大志的意外因素，除了国力与军力在战场上的较量之外，还有类似像唐雎这样不怕死的个人，忽然间从一旁冲出来，手起刀落。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秦王嬴政在完成征服六国的事功之后，在他个人的历史记述中，多了两项看似不那么重要的内容，一是求长生，二是防刺客。所以后来张良在博浪沙的行刺秦始皇失败，不单纯是准备不足，更准确的说，是秦始皇在那时对于防范行刺已经颇有经验了。在秦始皇的个人经历中，唐雎在无意中成为最早的直接警告。相比而言，威胁秦王嬴政安危的，绝不是千里之外厮杀的战场，而是近在眼前的这个人或那个人。

唐雎对于这种爆发于咫尺之间的危机有着形象的说明-----彗星袭月，白虹贯日，苍鹰击殿，这一连串的比喻，无非是说事件来的突然和迅捷，出人意料之外，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三个比喻中，都与“天”有着联系。在唐雎的言论中，表面上是说刺客，但其实质上包含着“天厌之”的意味。毕竟，地上的事情，都归天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意神秘莫测，天意展现时，任何防备都是无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唐雎口中的专诸、要离、聂政三人其实是不足以让秦王惧，但秦王惧怕“天”，天意当中有太多的突然性和偶然性。

再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就会对这种突发性和偶然性有更深的体会。《刺客列传》最先讲的人是曹沫，“曹沫持匕首劫齐桓公”，刺客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近距离，这是任何一个被劫持或是被刺杀的人无法拒绝的近距离，与人交往，必先缩短距离。而这个短距离足以爆发诸多可能性。所以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与其他篇章不同，“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关系和突发事件都是面对面，或近距离。刺杀需要近距离，用来刺杀的兵器长短也决定了这个距离一定是近距离的。所以，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的文笔，更像是如何讲述一个人是如何走近另一个人的。一个刺客要完成自己的任务，首要做到的是走近目标人物。在刺客的事迹中，有关“走近”这个动作，司马迁是描写得最成功的作者之一。

到了荆轲事中，读者感受荆轲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是跟随着荆轲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秦王的。从易水边分离开始，荆轲背向燕太子丹，朝着咸阳进发，后又一步一步拾级而上，进殿，近前献物。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提及到的诸多人物，“走近”这个动作逐步演变得越来越详细。对比曹沫的一步趋前，司马迁将荆轲的千里之行在不知不觉中化为成千上万步，关键处也就那么几步。当然，荆轲事对于司马迁而言，也是最近距离的。

除了写明“走近”之外，司马迁对于“刺客”这一存在，还有更多的思索。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还有这样的闲笔：

在曹沫事后写：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在专诸之事。

在专诸事后写：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在豫让事后写：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

在聂政事后写：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

司马迁一反作为史家的严谨，在上述这些人事的前后顺序中，没有特别计算精确的时间。

如果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作为刺客这一身份的出现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间或出现。司马迁的这个闲笔中有着长时间的沉寂，但“刺客”现象始终存在，只是无法预测这一类人何时会出现。但他们会出现。在历史中作为“偶然性的事件”获得解释并非难事。在漫长的时间中，“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像是也存在一个没什么规律的传统，突然地出现，偶然性完成一次行动。这种突发性和偶然性，在“刺客列传”中讲述聂政和荆轲的故事时，最明显。

聂政和荆轲两个人最初出现在司马迁的笔下时，他们的生活状态平淡无奇，聂政“以屠为事”，“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聂国和荆轲在等待自己的命运之前，都是顺从多于反抗的。直到命运找上门来。假如天以假年、事不至此，聂政和荆轲两人估计也能顺利完成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而不会出现在太史公笔下。

审读司马迁的“刺客列传”，有唐雎的提醒在前，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荆轲知道聂政的故事吗？聂政知道豫让的故事吗？豫让知道专诸的故事吗？不得而知。司马迁的本事就在于，经他这一写，似乎是后面的人知道前人之事。虽然中间历经了数十年或数百年之久，但有关刺客的故事是有流传的。在口传耳闻中，刺客的故事流布四野。当命运找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时，他们也会突然从他们既有的命安排中走出来，走入另外一个偶然中。在刺客的行径中，“成败在此一举”意味着巨大的偶然性。哪怕像是聂政和荆轲那样心思缜密的人，都预料不到他们的名字得以流传的方式。

在《左传》、《战国策》和《史记》中读到这些有关刺客的篇章中，“布衣之怒”大多以悲剧收场，但正是这种看似莽撞的“布衣之怒”，与之相对应的是更有力量的“天子之怒”。在中国历史记载中，让“天子之怒”惴惴不安的，多是这种来得突然、去得迅急的“布衣之怒”。写这种“布衣之怒”最佳的人，无人出司马迁之右。可见，司马迁对于“怒”这个词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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