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博是一位社会经济学家、摄影家，终生致力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从1908年到1932年，他先后四次访华，积累了一整套价值无比的影像档案，含5000幅黑白照片，几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等，展现并保存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丰富的民族志信息，对今日的学者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语言学校合影，拍摄地：北京（1931-1932）
打谷子，拍摄地：四川成都（1917-1919）
北门桥街道，拍摄地：中国江苏南京（1917-1919）
六和塔，拍摄地：中国浙江杭州（1917-1919）
长城及烽火台，1924-1927
石拱桥，桥上牵绳子的人 idge, vertical (Towing Rope), 拍摄地：浙江杭州（1917-1919）
有苏维埃标志的小房子 small house with hammer and sickle，拍摄地：俄罗斯（1931-1932）
辟雍大殿（国子监）Hall of Records Building，拍摄地：北京（1917-1919）
修院墙 Repairing Wall，拍摄地：河北北戴河（1917-1919）
寺庙外等待的轿椅 Chairs Resting at Temple，拍摄地：山东泰山（1917-1919）
美国公理会办女子寄宿学校，小学教室 American Board Girls' School, Primary classroom，拍摄地：北京（1917-1919）
甘博终生致力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从1908年到1932年，甘博先生先后四次访华。第一次在1908年清朝晚期，他刚刚高中毕业。1917年到1932年期间，甘博三次旅居中国，自费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研究干事，负责城镇和乡村调查。在他的任期内，甘博用他的摄影机建立了一部有关中国的图像档案：总共5,000幅黑白照片和彩色幻灯片以及30盘16毫米电影胶片。这些影像资料抓住了处在重大历史变革时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即将崩溃，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正在诞生却又面对内战的混乱，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正在兴起。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北京普林斯顿”的义务成员，甘博主持了对中国北方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经济调查，协助在北京建立起社会服务工作，成为西方在中国引进社会学教育和开展社会学工作的先行者。
中国历史上的这一时期影像资料稀缺，而甘博的摄影作品向人们提供了窥见这一巨变时代之生活方式的难得一瞥。甘博的照片风格融记实、素描、民俗、社会学和艺术于一体。他的照相机抓住了旅居中国期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其中最具意义的是1918年华北和天津的大洪水，紫禁城的停战和平庆典、运动。“五四”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和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甘博受益于摄影技术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半自动相机和高感光速度的胶片。尽管他的 Graflex牌相机“大而笨重”，无法与后来的35毫米相机相比，但该机毕竟属于便携式，使他可以走街串巷去拍摄生活。他的摄影技术在1917年第二次旅居中国时已经成熟，使他有可能拍摄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艺术作品。作为一名业余摄影师，甘博在摄影艺术上的成就可和任何专业摄影师相比。1989年甘博摄影展在美国开幕时，纽约《新闻日报》评论员亚美瓦乐赫 (Amei Wallach)写道：“当甘博忘却控制自己对人生戏剧的激情时，他的作品就象狡猾的魔术师亨利·卡尔·布列松 (Henri Cartie Bresson)一样出色。”
甘博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摄影作品能够最有效地丰富我们目前对那一时期的理解。他的影像为一个稀缺摄影记录的时期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知识。而经过更为当代的反身方式重新解读后，这些作品也能打乱摄影师和民族志学者的地位，并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的主体转移到民族志相遇上。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偶然性的难以预期与不合作性质，甘博的作品得以影响我们对行动性与相遇本身的理解。越过主体、摄影师与一个世纪时光的那些意料之外的凝视，未受控制的影子，拒绝合作的摆拍，这些偶然性的行动与主观反抗不仅动摇了关于主体性与摄影行动性的观念，而且也反抗了镜头与西方的权力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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