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茅盾先生巨著，于1933年首次出版。该书围绕旧上海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与以赵伯韬为代表金融买办资本家之间尖锐斗争，并最终破产的悲剧，揭示了旧中国民族实业崩溃破产的根源。
小说背景设定在1930年的盛夏，准确说是5月到7月两个月的时间，现代中国史上最大的一场军阀混战——从5月初持续到11月初的中原大战激战正酣。尽管战场远离上海，但战况却与上海滩的公债期货市场密切相关，而公债正是吴荪甫和赵伯韬角力的主战场，公债市场的动荡，直接决定了吴、赵之战的胜败，乃至双方的生死存亡。
也是这一时期，李立三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启了被载入党史的“立三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具体表现在大城市里，就是组织飞行集会，工人罢工甚至武装暴动等冒险行为，使我党在白区的力量大面积暴露，遭到重大损失。在苏区，则采取了要夺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军事冒险，红军一、三军团被勒令进攻武汉等中心城市。当时的三军团长彭德怀在分析敌我形势后，最终选择了进攻长沙，并在7月27一度攻入长沙。因此，小说中有详细地描写几个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在吴荪甫的纱厂中组织罢工，与吴荪甫的厂方资本家斗争的情形，而罢工并不仅发生在吴记工厂，从小说来看，是整个纺织业的全行业大罢工。同时，小说也通过人物之口，不时出现“共匪”将要攻击长沙的流言，而这种流言也影响到了公债期货市场。
战乱和外资的入侵，也导致了实业家们步履维艰，就以当时上海民族工业最集中的领域：纺织业和火柴业来说，他们的生产规模和成本，决定了其产品无法与日货竞争，降薪和延长工作时间就成了吴荪甫们苦苦挣扎的手段，这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罢工也就愈演愈烈。
故事从吴荪甫与二姐吴芙芳、二姐夫杜竹斋一行于五月十七日，在苏州河码头接父亲吴老太爷、四妹吴惠芳、七弟吴萱开始。居住在离上海二百多里水路乡下双桥镇老家的吴老太爷，因传言周边有红军活动频繁，而现实状况则是下乡“剿匪”的国军为非作歹，欺男霸女，敲诈勒索，安全难以保证，于是由吴荪甫做主，全家迁到上海。
然而，从码头到吴公馆的汽车里，古板守旧吴老太爷一路目睹了光怪陆离的上海街景，大受刺激，也可能是水土不服，刚到儿子家就急病发作，抢救无效，遽然离世。在第二天吴家为老太爷出殡的集会上，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王和甫、孙吉人等一帮实业和金融家们紧密合作，定下了在即将交割的公债市场上做多的密谋。而后，吴荪甫、王和甫、孙吉人、杜竹斋等一批有心实业的人又一通合计，决定成立一家叫益中公司的工业银行，拟收购一批无法维持的小厂，以发展和壮大中国的民族工业。
一开始似乎很顺利，吴、赵联手做多，在交割日当天获利。吴荪甫等人的益中公司也如期成立并收购了八家小厂，吴还趁着朱吟秋资金周转不灵，强行低价收购了朱手上的大批丝原料。这种扩张，抽走了吴荪甫等人的大批流动资金。但工厂运作却很不顺利，不但收购来的八个厂几乎没法开工，就连吴自己的工厂，运行起来也磕磕绊绊。兵荒马乱的时局，洋货倾销的市场，民国政府高额的税收，重重压迫下，吴荪甫这些民族工业家除了加大对工人的剥削，也没其它办法。因此，工人则不断反抗，罢工浪潮一波接一波。
工厂做不下去，吴荪甫等人又凑了些资金投入公债期货。这次他们选择了做空，与赵伯韬成了对头。然而，祸不单行，益中公司耗掉了吴荪甫大量资金，却看不到任何赚钱的希望。仍保存了大量财产的双桥镇老家却也因战乱而损失惨重，吴家在双桥镇的产业，因沦落“共匪”手中而归零，钱庄放出去的贷款也无法收回，亏损三十余万。
深知已陷入困境的吴荪甫处境，赵伯韬主动找到吴，提出要用给吴放款三百万，前期先放五十万，条件是以吴的益中公司为抵押。吴荪甫与王和甫、孙吉人等商量后，认定赵不可能真拿出钱来，赵伯韬本人也只是个掮客，他收购益中公司，也不过是替背后的洋人出手而已。于是吴、王、孙等人将公司质押给了外国人，自己直接做了买办，书中没明确指出是卖给了英商某洋行，还是日商某商社。出卖公司的钱，吴、王、孙转手投入了公债期货，幻想着在投机市场上挽回损失。
随着交割日临近，为了确保胜利赵伯韬运用手段，更改交易规则，单方面提高空头的保证金，本来资金就捉襟见肘的吴、王等人，也四处筹款，吴荪甫将自己的工厂、公馆等最后的资产也全部抵押出去，并联络二姐夫杜竹斋，在交割日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全力做空，要与赵伯韬决一死战。
但对吴荪甫而言，这场战争却注定是个悲剧。吴、王等人的交易经纪人韩孟翔，却将他们的交易数据全盘透露给了赵伯韬。决战时刻，杜竹斋却选择了与赵伯韬站在一起，全力做多，买下了吴荪甫等人的抛盘，直接打爆了空头。从电话中得到孙吉人的交易实况报告后，心知大势已去的吴荪甫从抽屉中拿出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胸口，却最终没有扣下扳机，他当机立断地通知家人要出去旅游，实则是带着太太逃亡。小说也在此戛然而止。
从小说结构和情节来看，作者原本构想应是一部上百万字的现实主义的巨著，但因种种原因，最后的实际作品份量有些不足，仅三十余万字。从作者的《后记》来看，确实如我猜想。兹摘录《后记》中的几句话，来解释为何《子夜》有些分量不足的原因。
“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这次不像某一班人所想象那样单纯），以及一九三0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来打算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
我想，后记中特意提到的“某一班人”，大概就是指那些将人和人性看得过于简单，对中国社会阶层不做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套完全脱离现实的政策，从而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的李立三之类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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