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走的路

拆页二 自律之承担责任—两种患者

选自《 第一部分：自律 》

P38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 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
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 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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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者身边有神经官能症患者和人格失调症患者的行为表现吗？请分别例举一个实证。

我记得之前接触过一个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住校女学生，有段时间她跑来跟我说：‘老师，我们宿舍的人都不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不漂亮、不聪明，所以他们就不喜欢跟我做朋友呢？’

经了解，这女生做事认真负责，对待他人交代的事情也能够热心认真的完成，唯独就是内向，不善于跟女生交往。后来根据班级老师的反馈，这个女生患有抑郁症已退学了。

回想身边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便是一个远房亲戚，听我妈妈说，她在处理婆媳关系上，老是把责任推给儿媳。由于儿媳文化低，说话比较直白不会婉转，所以她老觉得儿媳妇看她不顺眼，针对她，跑去儿子面前告状，闹得夫妻两为此吵架，后来经局外人了解清楚情况后，还真不是儿媳的问题，而是她老人家理解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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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页三 自律之承担责任—逃避自由

选自《 第一部分：自律 》

P41
逃避自由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 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 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 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 “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 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 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 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 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 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 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 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 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 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 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 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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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页中故事的讲述逻辑/框架是怎样的，请用一张图来表述。

「A1，激活经验」 （必选）
挑选拆页二的A1人格失调症例子，仿照拆页内容编写，并进行分析，看看例子中在逃避什么痛苦，与此同时，我们把自由和权利交给了谁？
假如这件事重新来过，你会怎样思考？

在上个学期时，入职一年的我有幸转岗成功，却因为同事休产假，她的工作任务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为此我一人干起了三人的工作，当时曾跟领导反馈过我能力有限，无法胜任，但领导说到时候办公室会一起协调分工，我便接下了任务。

由于我承担的工作都涉及到部门考核，关系到系部班主任的津贴，为了做好不给系部拖后腿，我几乎经常加班，别的同事都5:30后都开始按时下班，我还得加班到9点多10点才能把手头工作完成。结果可想而知：当我做完手头的工作时，随之而来又有新的工作，看着其他同事该约会的约会，该下班的下班，抱怨之心随之而来，每天都是带着负能量回到家里。
我跟父母抱怨说：“每天加班那么晚，心好累。看着同事都能早回家，或者去约会，就觉得不公平。”

这时老爸就说：“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当时我一听，内心就更加不舒服了：“我工作那么多是我的问题吗？”

“不是你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其他同事会像你一样？”老爸反问。

我炸毛的回着：“他们的工作没我多，当然不用加班啦？”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们怎么解决的？你就不会像他们学习吗？不会找规律或捷径来套用吗？”老爸道。

我无比委屈的说：“哪有什么捷径和规律啊，他们都做得没我多，他们怎么会解决呢？”当时我已经完全听不进老爸说的话，就是一味觉得连他也在批评我，内心很气愤，话也不想多说几句。

这样的经常加班、情绪不好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个月，终于在领导又给我布置新任务的时候，我爆发了。那天晚上我要加班，于是我按时下班，便回家洗澡、吃饭，准备到点去办公室时，其他同事打来电话，问我如何完成当天临时增加的任务，听完同事的问题后我完全懵了，因为在我的任务清单里，没有这一项内容啊，于是同事跟我说是在下班时才布置的，让我去工作群查看。

不看不知道，才发现这项工作时间紧急，需要我用晚上值班的时间去完成，这样的话手头上的工作就只能推迟到明天了。当时我奔溃的哭了，老爸一看就说：“那你现在手头的工作有多少，全部写出来，发给你领导看，然后让她看能不能再安排其他人。”我细数下来有7、8条待办事项，于是便一一发给领导看了，随后她没有说话。
晚上值班时，我也一直在完成这件事。
第二天，领导召集我们办公室开了个会议，重新分配工作，为此我的工作安排才稍微轻松。

过后回想这一切，主要是我的工作任务时间分配不合理，也没有及时将自己的任务告知给领导，以致于领导一接到任务第一个反应就是安排给我。及时反馈给领导，请她协调安排，把不重要的事情分出去，是我没有及时的向她求助。同时，我也应该向休产假的同事求助，问她有没有捷径或方法可以解决。

在这件事情上，我只想着只要这件完成事情就好了，却没想过求助也是解决事情的一种方式，害怕开口求助，过于被自己的害怕、不好意思心理囚禁，只会让自己状态越来越差。想通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工作起来也便轻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