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迈克尔·佩蒂斯是卡内基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佩蒂斯先生同时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金融市场。
本文由MindWorks投资合伙人，前中国银行（香港）交易主管刘焕翻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概述
● 一般来说贸易逆差和顺差会使受影响的国家产生宏观经济和货币环境上的变化，从而抵消贸易带来的失衡。但事实上很多大型经济体年复一年，甚至有的时候几十年不变的产生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或者逆差，这不符合贸易和经济逻辑。这个现象表明了顺差国或者逆差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扭曲和阻止了贸易项下的自然调整。
● 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在贸易战中受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不但有大量的历史案例表明确实有的国家在贸易干预中获利，而且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也不成立。某个国家的利益在贸易干预政策中受益或者受损取决于其调节资本和贸易流动的机制，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总体失衡情况和具体干预的手段。
● 虽然关税和其他的贸易保护干预措施可能提高消费者承担的价格，但这只是贸易干预对家庭的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影响。根据具体情况，贸易干预措施还可能降低失业率，提升工资水平和降低负债增长率。
● 关税和货币贬值不是唯一影响国际资本和贸易流向的贸易干预措施。任何影响一个国家储蓄和投资关系的措施都会影响其贸易项下结余。关税和货币贬值并不是通过影响可交易商品的相对价值而影响贸易项下结余的，而是把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从而逼迫储蓄率上升。所以任何压制工资上升的政策都是所谓的以邻为壑政策（Begger-thy-neighbor）。这种政策产生的效果和关税和货币贬值是一致的。
● 美国是全球储蓄的吸纳器，美国的投资和储蓄关系取决于外部力量。关税和其他以邻为壑政策无法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 在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经济体内，任何国家都很难采取保护工人利益，逆转收入不平等，提升最低工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其他改善家庭相对于企业和政府收入状况的措施。任何想要达成以上目的的措施都会促使这个国家的竞争力下降。所以这些措施不但不会达到想要的效果，反而会促使贸易项下产生逆差。最后不是失业率上升就是负债上升。
● 更严酷的说，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必须选择降低相对工资水平来保护贸易和制造业还是提高负债率来保护非贸易和服务业。
关税如何影响价格？
貌似人们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关税和消费者承担的价格有一个直接的相关性：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会自动造成消费者承担的价格上涨10%。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理论上讲，在任何价格下，由于关税的影响，造成可以生产的产品数量下降，供给曲线向上平移。这个新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更高的价格清空，但这个价格不会大于10%（由于需求曲线的斜率）
注意在这里关税有两个负面影响：（1）产品的价格上升（2）相对于没有关税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更少的产品。换句话说，消费者利益受损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消费了更少的产品，另一方面他们为每个产品支付了更高的费用。
但显然消费者损失利益的程度必须取决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斜率。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初级经济教科书里都有详尽的解释，在这里就不再累述。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每一个产品都有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曲线，所以关税对价格的影响根本无法一概而论。对有的产品关税会使其价格提升接近10%，而对有的产品价格和销售额可能关税并没有实质影响。
以上所有的推论的假设都建立在生产者价格固定的基础上，但这并不很现实。很多情况下，生产者将通过降低价格和降低利润率来应对关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事实上是以较低的利润的形式来支付关税，消费者能够以和以前一样的价格购买相同数量的产品。这种情况往往主要发生在高附加值进口产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利润来降低价格；或者在生产者希望保护销量的有规模效应或边际成本较低的行业；或在那些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并得到政府大量直接或隐性补贴的行业。
家庭部门如何被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干预政策所影响？
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讨论关税和贸易干预对消费者影响的问题。这是不诚实的，或者充其量是混乱的，因为关税（和一般的贸易干预）的主要影响不一定对消费产生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各国都成功地干预了贸易；但主流经济学家经常反驳这一证据，说贸易干预总是有害于干预国，因为它抬高了消费价格。
但提高消费价格只是贸易干预可能影响家庭的众多方式之一。贸易干预也可以减少失业，正如我在下文讨论的Hartz劳工改革之后在德国的情况中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正如我将表明的那样，抑制工资增长对贸易的影响与货币贬值或征收关税的影响一样是以邻为壑的政策。）出于类似的原因，贸易干预也可以通过允许家庭工资增长来影响家庭，我在最近的博客文章中解释了这一点。
贸易干预措施也可用于实现高工资增长政策。在2017年2月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我讨论了所谓的19世纪美国体系（其中包括大量贸易保护政策）是如何为了适应当时美国的工资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事实而设计的，而当时高工资本身就是生产力增长的引擎。
贸易干预也可以通过减缓债务的增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家庭部门，无论是消费者、政府还是公司债务。反过来看，欧洲外围国家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处境就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国家需要债务的快速增长来吸收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干预政策的影响。我以前已经多次解释了这是如何运作的。美国的几本情况就是是，由于该国在吸收全球储蓄过剩方面的作用，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长期资本项下盈余，这也是自那时以来其一直存在经常项下赤字的原因。（资本项+经常项=0）。
顾名思义，资本项盈余—或其反面，经常项赤字—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投资必须大于储蓄（经常项结余（-资本项结余）=储蓄-投资）。因此，资本净流入要么增加投资，要么减少储蓄。150年前，当美国的投资受到国内储蓄不足的限制时，资本流入美国会增加投资，而今天，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根本不受储蓄不足的制约，因此资本流入必须压低美国的储蓄。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些方法都可以概括为基本包括失业上升或债务上升。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美国几乎总是选择后者。
限制美国关税讨论于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通常是由于对贸易的理解很差，或者是对贸易问题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我经常说，特朗普提出的对中国和其他外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提议，不会减少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也不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以提高消费成本为理由反对这些关税是愚蠢的。这不是他们无效的原因。
正是由于关税对消费成本的净影响如此之小，它们将不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事实上，如果关税真能够成功地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只有到那时它们才能提高消费成本。但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消费价格较高，美国家庭的总体状况仍将较好，因为他们将以更低的失业率、更高的工资、更少的收入不平等和/或更少的债务来弥补较高的消费价格。
为什么一个国家会采取贸易干预政策？
我多次指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弱点是学术经济学家倾向于用意识形态取代数学推理。他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认为某种特定的政策或条件（贸易干预、供给侧改革、需求管理或资本自由流动政策等）对经济来说是抽象的“好”或者“坏”。
实际上，这些政策在某些条件下对增长有利，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对增长不利，在若干条件下，可以有理由进行贸易干预。要评估特朗普的关税和其他形式的干预，重要的是要了解每一种干预的成功或失败的条件。这些可能的理据包括：
早期保护政策:
这种保护性干预的政策是基于汉密尔顿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那份经典的报告。某些行业在他们的初期成长阶段缺乏国际竞争力, 但其可以在长期保持高速的发展速度，并在最终可以在国际上竞争。在这种情况下, 贸易干预政策可以允许这些产业在尚未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早期阶段生存。
经济结构转型政策:
这是比早期保护政策更全面的一个政策, 并且已经被各国政府(像美国在第十九世纪和今天的中国) 所使用,目的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到某一个方向：通常是制造业、高科技行业或交通运输业。经济结构转型往往涉及与早期保护战略非常相似的政策, 而且,如果投资是在国内提供资金, 它往往会涉及促进国内储蓄的政策,我下面将讨论这一点。由于这些原因, 经济结构转型往往对产生贸易失衡产生重大影响, 并通常以贸易项盈余形式存在;而当所需资金部分由外国资本出资时, 就像在第十九世纪美国一样,它导致贸易逆差。
提振国内储蓄:
那些想提高国内储蓄的国家实施的政策迫使储蓄上升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增加了贸易顺差。提高储蓄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的: 他们将消费其大部分收入的普通家庭的收入转移到消费很少或根没有消费的经济部门。我等下会讨论这些政策。
反贸易干预政策:
很多情况下, 由于一个国家的重商主义或干预政策造成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必须由另一国吸收, 通常以不受欢迎的贸易赤字形式出现。根据经济和贸易的逻辑, 巨额的赤字或盈余不能持续多年,除非重大的政策扭曲使它们持续。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贸易失衡会改变宏观经济环境, 特别是货币环境,而这些宏观环境的调整会自动使贸易失衡情况逆转。
换言之, 如果不平衡现象持续了多年,甚至数十年, 它们必须以盈余或赤字国家的政策扭曲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国家被迫吸收另一个国家产生的扭曲, 并实施旨在扭转这些扭曲影响的贸易干预政策, 这些政策既有益于第一国,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虽然通常以牺牲扭曲政策起源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这已成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论点。一些国家国内收入分配的扭曲 (主要在中国、德国和日本)导致了巨额的储蓄失衡, 这些国家被那些拥有深厚、灵活和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和强大的法律体系的国家所自动吸收 (主要是美国,在较小的程度上, 英国和其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其结果是,过去几十年来, 前者的盈余持续不断,而后者却出现了大量持续的赤字。贸易赤字国家旨在扭转这些失衡的政策, 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并有利于赤字国家。
提高国际竞争力政策:
政府改革基本上有两条途径可以使其经济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高端的路线是实施改革, 提高工人的生产力。经济改革可能会带来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 这取决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如何与工人分享 (通常以较高的工资形式)。无论是哪种方式, 全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都随着全球需求的增长而增加。
比较低端的道路是倾向于生产者而减少家庭占 GDP 的份额,通常是直接或间接降低工资。如果一个国家通过降低工资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 其出口商可以获得更大的全球市场份额。不幸的是, 这一政策不但会减少国内的消费增长,而且往往伴随因私营部门投资的增长相应减少 (如Hartz 改革后的德国所发生的那样) 使情况加剧。然而,实施这种改革的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全球需求份额，这足够弥补国内需求的下降, 尽管它牺牲了贸易伙伴的利益。这是一个典型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形式。
提高国内工资或减少收入不平等:
上面所述的情况反之亦然：正如降低GDP的家庭收入份额的政策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相反的政策降低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在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经济中, 任何国家都很难采取保护工人利益，逆转收入不平等，提升最低工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其他改善家庭相对于企业和政府收入状况的措施。实施这些措施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恶化。(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工资的下行压力, 全球化的经济体有更多的阻力吸纳移民)
这意味着, 旨在改善普通家庭相对地位的政策, 与其预期的效果相比, 可能只会导致贸易逆差上升。家庭收入增加对需求的正面影响很可能流到了境外。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国家要么面临更高的失业率, 要么就必须让债务迅速上升, 以资助服务和非贸易部门的就业增长, 从而抵消制造业和贸易部门失业率上升的影响。更严酷地说, 全球化的经济体必须选择通过降低相对工资 (直接或间接地, 如我下面的解释) 来保护其在制造业和贸易商品部门的实力, 或允许快速增长的债务从而促进服务和非贸易部门的增长。
关税如何影响双边贸易失衡？
如果关税导致其中一个国家的进口减少，那它会对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如果中国是某种产品的主要生产国，而对中国产品征收10%的关税会导致美国产品的价格上升到足以促使美国大幅削减此产品的消费量，那么美国从中国的总体进口量就会下降。
关税也可能通过转变进口来源国来改善双边贸易失衡。例如，对中国产品征收10%的关税，可能会导致中国的产品销售崩溃，取而代之的是韩国产品销售的激增。
如果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发生，华盛顿几乎肯定会宣布其关税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它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政策的支持者会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改善就是佐证。
但这两种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进口总额将随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下降而下降，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也将下降。在第二种情况下，美国的进口总额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减少，但来自韩国的进口却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贸易逆差的结构会发生变化，但赤字本身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关税如何影响双边贸易失衡并不重要，即使大多数经济学家、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此基础上对关税的成败作出判断。正如我下面要解释的，重要的是关税是否影响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就美国而言，它们几乎肯定不会影响这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由外部确定的，由流入美国的净资本流动决定。
一个国家产生贸易项下的顺差是因为其产品更便宜或者质量更好吗？
错，这并不是他们保持贸易顺差的原因。尽管许多人，特别是贸易顺差国家的决策者这么认为。相反地，贸易顺差与顺差国家工人的勤奋程度或效率没有任何关系。2018年4月《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明了这种信仰会变得多么荒谬：
欧盟预算专员厄廷格（GüntherOettinger）认为，欧盟与美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真正原因仅仅在于美国消费者和他们对欧洲产品的胃口。“保时捷、奥迪、宝马和奔驰，这些高级汽车在美国销路很好的，这跟设计、发动机、质量有关。相比之下，没有真正的理由将一辆美国车从美国带到德国。
在21世纪初，德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0年。在2003年到2005年间，柏林实施了它称之为（有点委婉的）哈特兹的“劳动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压制德国工人并降低工资。在这些改革实施之后，德国才再次开始出现贸易顺差，并迅速膨胀成为历史上最大的贸易顺差。
厄廷格认为，德国的贸易顺差是由美国对高端汽车进口的热爱引起的，但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很难解释哈特兹改革之前的情况了，当时德国存在贸易逆差。显然厄廷格认为美国人直到2005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德国汽车。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并不是国家生产可贸易货物效率和成本的结果。恰恰相反。各国生产可贸易货物的相对价格和效率由其贸易不平衡决定，而贸易不平衡又是由它们的相对储蓄率决定的。
这是因为贸易顺差（更准确地说，称为经常账户盈余，但就本讨论的目的而言这个差别并不重要）从定义上讲与储蓄超过投资的差额是相等的。因此，任何导致储蓄相对于投资增加的政策也必须导致一个国家贸易顺差的增加（或赤字的减少）。如果而且只有当一个国家储蓄超过其投资的时候，它才会有贸易顺差。
这意味着，即使工人确实开始更努力、更有效率地工作，这也不会导致该国出现贸易顺差。只有当工人的工资不足以支付他们的辛苦工作时，这个国家才会开始出现贸易顺差。
但是，不管工人是否更努力地工作，只要他们的工资占所产生价值的比例较低，同样的结果就会发生。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仅仅是家庭收入不够高而无法消费其生产的货物和服务（高于国内投资额）的结果。这与工人生产产品的效率无关。
贸易顺差是国内家庭量入而出偏爱储蓄的结果吗？
并不是。除了认为贸易顺差是对努力工作的奖励之外，这也是对贸易最常见的误解之一，也是最难解释的误解之一，因为这种误解和对顺差国普遍的一些偏见十分吻合。
一个国家储蓄的多少与需要储蓄的文化倾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主要与国内收入的分配有关。从定义上说，供应方的所有收入要么是储蓄，要么是消费（因为储蓄只是意味着不消费），正如根据定义，需求方的所有收入要么是投资，要么是消费。这就是为什么在封闭系统中，储蓄按照定义应该等于投资。
收入是消费还是储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收到它。一个国家大致由四部分组成：普通家庭、富裕家庭、企业和政府，这是值得考虑的。普通家庭消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并储蓄了一小部分。富裕家庭储蓄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消费了一小部分。企业将所有收入都存起来（然后再投资或支付股息）。最后，政府消费了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例如，通过提供医疗保健或学校教育），并将其中的大部分储蓄起来。
一旦明确家庭不是一个国家储蓄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就很容易看出决定一个国家总体储蓄率的是什么。进入普通家庭的收入比重越大消费率就越大，储蓄率就越低。因为没有消费的所有收入，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储蓄。在高储蓄的推动下，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主要是普通家庭在GDP中所占比重低于其他国家。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决定了它们贸易顺差的规模。
就在德国家庭开始减少对其所产GDP的收入占比后，德国开始出现盈余，这绝非偶然。与厄廷格的说法相反，德国并不是由于美国人第一次发现了德国汽车而对美国产生了盈余。而是因为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为了减少国内失业，德国执行了减少了德国工人所得收入的份额的政策，并使企业利润猛增。这实际上是普通家庭的财富转移到德国企业及其富有的股东身上，而他们只消费了他们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德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而消费比重急剧下降的后果当然是储蓄比重急剧上升。
哈特兹改革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它的效果与预期的完全一样。德国没有通过投资生产率增长而变得更具竞争力，而是通过抑制工资增长来增强竞争力。因此，德国对全球需求的贡献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伴随私营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但柏林在全球需求的抢占中所占的份额增加（贸易盈余增加），足以抵消这一影响。德国不断飙升的盈余与德国生产的优秀汽车没有任何关系。
贸易顺差不是对勤奋和节俭的奖励吗？
显然情况并非如此。盈余是结构性的而且是收入分配方式扭曲的结果。没有证据表明盈余国家的工人比赤字国家的工人工作更多、更节俭，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应该很容易证明。
这种想法背后的理由往往是自相循环的。上世纪90年代，当德国出现赤字时，德国工人因工作习惯不佳而受到广泛批评。在实施哈特兹改革、降低工资增长迫使德国实现盈余的时候，那些工作习惯普遍受到批评的德国工人，突然成了欧洲其他国家勤劳而谨慎的榜样。尽管事实证明，德国工人每年的工作时间比西班牙工人少得多。
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国家的家庭确实比另一些国家的家庭更加勤奋和节俭——而不仅仅是在结构性收入扭曲导致其国家出现盈余时被视为更加努力工作——这些家庭得到的回报将不是贸易顺差，而是进口日益廉价商品的能力（货币升值）。换言之，贸易的奖品是进口外国商品并以较少的出口产品支付货款的能力。巨大的持续贸易顺差只能说明工人的工资占他们生产的GDP的比例非常低。
如果生产成本的差异与贸易平衡无关，那么关税是如何运作的呢？
关税改变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乍一看，这似乎是违反常理的，但事实证明，这个过程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如果华盛顿对中国产品征收10%的有效关税，美国家庭将为此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结果是，这将影响到美国的相对收入分配。假设许多美国家庭，也许是所有的家庭，将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此产品价格的影响；（如果某一组人自己没有直接购买此产品，那么他们当地的咖啡店可能需要此产品来为他们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产品价格将反映在他们下一杯咖啡的价格中）。如果此产品的价格上升，美国家庭收入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换句话说，美国人在同样收入水平下可以购买更少的商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其他经济部门——例如，国内的产品生产商——会看到其收入增加的实际价值。对产品征收的关税实际上是将财富从美国普通家庭（消费者）转移到经济的其他部门（主要是企业，并通过分红支付给其通常很富有的股东身上）。财富从经济的高消费部门向低消费部门的转移，会自动提高储蓄率，而且，如上所述，如果储蓄相对于投资增加，一国的贸易顺差就会增加或其赤字就会减少。
为什么关税和补贴的作用和贬值以及工资抑制政策的效果一样？
如前所述，关税改变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通过改变相对价格，而是通过转移收入。任何将家庭收入有效地转移到经济的另一部门，或使家庭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缩小的政策，最终都会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改变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而对一国的贸易平衡产生类似的影响。
许多人可能感到惊讶的是，这一动态也恰恰反映了工资、货币贬值和生产补贴（最终由家庭部门的转移支付）对贸易的影响。所有这些政策都有效地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们通过压低工资的实际价值提高了一个国家所谓的竞争力，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家庭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收入份额。随着普通家庭在GDP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消费份额也会自动下降，这当然意味着储蓄占GDP的比重会上升。如果储蓄比投资增长的速度够快，就会立即导致贸易平衡的改善。
事实上，这是贸易分析的一个比较令人惊讶的结论：最终，征收关税与货币贬值或压低工资没有什么不同。在那些投资不受低储蓄限制的经济体，所有这三种方法都是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增加商业利润和减少失业。这些政策对贸易伙伴也有同样的影响：它们通过减少政策执行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费份额，削弱了全球经济的总体需求。因此，该国受益于其贸易伙伴付出的代价，因为该国的政策选择使它能够通过更大的贸易顺差，在剩余的全球需求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这难道不意味着关税总是会改善贸易不平衡吗？
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是要了解关税（或压低的工资或贬值的货币）是如何影响贸易平衡的。当人们假设关税是通过改变相对成本来产生效果的——通过使进口相对于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加昂贵——那么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成功。对某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将导致外国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国内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导致美国人减少进口此产品，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但是，由于关税只会通过影响到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而影响贸易平衡，那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不起作用。结果证明，在美国，关税不可能对贸易逆差产生影响，因为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内储蓄偏好决定的，而是由外国资本流入决定的。这些外国资本流入本身就决定于外国人必须把他们的超额储蓄存放在一个安全的避难所里。我们已经在上面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原因。
为什么这些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只适用于投资不受低储蓄制约的经济体？
我们要记住，征收关税、货币贬值和压低工资都有同样的影响：所有这些方法都将普通家庭的收入从受保护部门的企业转移到其富有的所有者(如果征收关税)，转移到可贸易商品部门(如果货币贬值)，或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富人(如果工资受到压制)。在每一种情况下，收入从消费占其收入比例最高的经济部门转向消费很少或没有收入的部门。净影响是储蓄率的增加。
但储蓄未必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增加。由于储蓄必须与封闭经济中的投资相等，因此只有在投资增加的情况下，储蓄才能增加；否则，就必须有其他因素来抵消因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和富人而对储蓄产生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理想投资水平远远高于实际投资水平，但却受到资本成本高和储蓄低的制约(除中国以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确在增加。通过将收入从消费者转移到储蓄者，这些政策都会带来更高的投资，经济也会从更高的增长中受益。尽管家庭遭受痛苦，但他们的痛苦只是暂时的，因为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他们最终会挣到比他们本来要挣的更多的钱。实际上，这就是涓滴经济学发挥作用的方法。
但在那些理想的投资水平不超过实际投资水平、资本成本较低且有足够的储蓄来满足企业的投资需求的国家，涓滴经济学是行不通的：将消费者的收入转移到储蓄者身上不会带来更多的投资。事实上，如果企业减少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从而对消费的降低作出反应，那么投资就会减少。（例如，在哈特兹改革之后，德国似乎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消费下降而投资没有相应增加，那么就必须有其他办法来抵消储蓄的增加（因为只有在投资增加的情况下，储蓄才会增加）。有三种方法可以平衡储蓄水平的增加：
① 需求下降必然导致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储蓄下降（因为失业人口有负储蓄），足以抵消收入转移所带来的储蓄增加。
② 必须通过增加债务来扭转需求下降的趋势，因为债务足以抵消收入变化所带来的储蓄增加，从而刺激需求，并使储蓄下降（因为债务是负储蓄）。
③ 过剩的储蓄必须出口，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有贸易顺差。
顺便提一下，美国或其他拥有深厚、开放和流动的资本市场以及强有力的法律和监管体系的经济体（如英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都无法采取第三种选项。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并不控制它们的资本账户，因此它们实际上是像封闭的经济体一样运作的。自20世纪70年代全球储蓄过剩问题出现以来，大约40–50%的过剩储蓄都停在了美国。因此，美国一直存在其无法控制的资本账户盈余和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这意味着美国的投资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超过美国的储蓄额，而这个差额就是美国的净资本流入。
一个重要也许同样令人惊讶的结论是：美国不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因为它不能维持贸易顺差。事实上，只要资本市场仍然完全开放，除非使投资者更加困难的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它甚至无法采取步骤减少贸易赤字。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完全由其必须吸收的过剩外国储蓄的净值决定，所以它无法改变其总体储蓄率。
本文翻译自carnegieendowment.org, 原文链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financialmarkets/7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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