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个学医的朋友给我讲起一段事，关于他跟导师到一家精神病院参观学习的经历。
在视察病房的时候，他看到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其中有这么一位中年男子，衣着讲究，坐在床边，背靠着墙壁。
他的手里拿着一根钓竿，钓竿的一头系着钓线、钓勾，他将钓钩垂悬在床边的地板上方，仿佛面对着的是一条野草丛生，鱼儿游动的溪流。他一直安安静静地盯着他的钓勾，表情若有所思，旁边有人走过，有人说话，他都不会抬动一下眼皮。
朋友那时还没毕业，把这一件事是当作笑话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年少，也是当笑话听的，还把它当着笑话和别人讲述过几次。
“思索——这么说算是抬举吧——已将其钓线沉入涓涓溪流中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它在此处的倒影、彼处的水草间晃动，随水浮升又沉降，直到钓线那头突然沉了一下——你们知道，就那么轻轻一提。
小心翼翼地收线，把凝聚上钩的念头钓上来，再小心翼翼地展开，铺陈在草地上；哎呀，我的这个小念头，看上去是那么微小，那么无足轻重，俨如一条小鱼，小到老练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让它再长大一点，有朝一日再钓来下锅，……
然而，不管它是何等渺小，却终究有其神秘性——只要被放回脑海，它就立刻变得令人兴奋，并且意义重大……”
当我阅读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读到上面这段话时，看到伍尔夫将沉迷于思索的行为形象地比喻成钓鱼，我就不再觉得当年的那个精神病患者的钓鱼行为是一种病态行为了，相反，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智者，喜欢安静，热爱思考，也许还曾经热烈地渴求过一方身心自由的空间。
我不再觉得它好笑，我一厢情愿地看到了其背后的酸楚。
我家大宝还在上幼儿园那会儿，有一回，我去接她放学，几个家长站在那讨论生二胎的问题，说到如果生了二胎，房间不够的问题。
二胎政策实行之前，大家买的房子大多是两室两厅加一小书房的户型，两个卧室，夫妻双方占用一间，孩子一间，小书房放个书桌、电脑，上上网，看看电影，看看书，写写字，刚刚好，如果生了二胎，就只能把小书房给二宝睡。
大家都说舍不得把小书房占用。旁边有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爸爸说，他家装修时就直接把小书房装修成儿童房了，“要啥书房，我看书写字就是在主卧床头放张桌子。你们想得都太奢侈了！”
我家的书房最早就是严格作书房用的，空间虽小，但是只要把房间一锁，也能有一处安静的空间。现在是二宝的卧室，已经完全被他的床和玩具霸占了。当他开始萌发个人意识的时候，还跟姐姐郑重其事地交代过，进他的房间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我家的餐厅是与客厅连着的，我把餐厅那里改装成了书房，起得很早，或者难得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读书、写作。
如果家里有人，这里就不是个安静的场所了。孩子需要坐在这里学习，背诵，上网课的时候，也不是个安静的场所。
到了这些时刻，我只好拔下笔记本电源、护眼台灯电源，抱着电脑、台灯，拖着长长的电源线，到主卧床头去；有时，到阳台上，把电脑放在一张椅子上，搬一把小板凳坐那，如果嫌白日的阳光刺眼，或者担心晒黑，就背对着阳光坐，这样，又要面对电脑反光、看不清屏幕的问题。
为了寻找一处稍微安静，干扰尽量小的场所，我经常像这样移动来移动去。移动的过程中，你还会很烦躁地发现一些等着你去处理的家务活，茶几乱了，地板脏了，床头柜上的两件衣服该洗了，晒了两天的衣服该收了。
伍尔夫说，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她之所以这么说——“想要写小说”，是因为她受到邀请，讲一讲“女性与小说”这个主题。
“小说”是思考的结果，是智慧的结晶，这样的创作行为，只有在自由的空间里才有可能产生。
我一个朋友常常抱怨她老公在厕所里一呆很久，躲在里面看杂志或者看手机，为此，他们经常吵架。其实，她老公不过是需要一处自己的空间。
“心智自由仰仗于物质基础，诗歌仰仗于心智自由。”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可惜伍尔夫的作品已问世百年，很多人仍然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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