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做十年前那会儿的我，也是很喜欢吃路边摊的，但是现在不吃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当医生就是在给自己找别扭。我妹妹倒正是喜欢吃路边摊的年纪，平时爸妈自然是不许她吃，并且反对力度远甚于当年对我，我沮丧又欣慰地想，这大概也与我当医生后这些年灌输给他们的那一套有关健康的理论有关。所以你看，现在的人们多少还是更愿意听医生的话了，尽管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医生的尊敬有所增加。但是同他们的先辈相比，在揣度医生真实想法这件事上的能力，并没有任何长进。
这次我妹妹算逮住了一个好机会——我休年假，暂时接过了每天接送她上下学的任务。她的理由很充分，既然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喜欢吃路边摊，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她在这个年纪行使这样的权力。这年头当个好哥哥真难。
我点了一扎啤酒坐在她对面。某一刻我听见一阵很大的嘈杂声，随后五六个身影很快就占据了我们前面的那张桌子。即便不用眼睛看我也能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产生的独特声音我已经太熟悉了。那些人把头盔取下来码在空凳子上，开始大声吆喝点菜，我能清楚地观察到那些来源不同的唾沫星子在空中交错的轨迹。
他们搁在桌上的手让那张布满凝固的黑色油印与粗糙划痕的桌子显得像大理石一样光洁干净；他们身上抖下来的灰尘弥散在空气里，割裂了刺眼的阳光，钻进人鼻子里，可以让人暂时完全屏蔽不远处那口生锈的大锅喷出来的灰白色的油烟；他们脸上成股淌下的汗让人联想到黑色的石油被倾倒在深褐色的土地上。我瞥了一眼街对面的那个建筑工地，然后收回了目光。
我喜欢观察，我是说，我无法克制它。与其说它是我的一大爱好，不如说是习惯。观察能带给我乐趣，因而我对一切能带给我新鲜体验的生活都充满兴趣并且抱有相当的积极心态，无论这种生活本身有多么不堪。但同时，这也招来了许多本可避免的苦恼。因为如果不观察，就不知道，而不知道，会少很多烦恼。
我对他们太熟悉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一群人，不过远没有眼前的这帮年轻。那群人大多是鬓角斑白或者干脆就是一头白发，肌肉已经松弛，可怜地吊在骨骼上。最有特点的是他们的眼神。同一种职业的人往往都容易具有某种程度上相似的眼神，有的犀利，有的温和，有的单纯，有的深邃。我观察了一个月，发现那群人最容易流露出的眼神是畏惧，与你对视时，他们的目光容易下意识躲避和退缩，就像受伤的小兽，易惊易怒，害怕有人靠近一样。而有意思的是，这种畏惧的程度与你衣着的光鲜程度呈正相关。有时你也会发现几个特例，那大多出现在年轻一些的个体上，他们的眼神会表现出与上文所说截然相反的特点——暴躁乃至凶戾。但很容易便可以看出，这种截然相反的特点其实不过是一种低级的强装镇定。
妹妹皱了皱鼻子，把凳子朝桌子又挪近了一点，加快了吃东西的速度。我猜她完全没有享受到剩余食物的美味，因为她还没来的及擦完嘴就急不可耐地对我说：“哥，我们走吧。”
我有点愣神。眼前妹妹的脸突然起了变化，它很快地变幻成了另一张熟悉的面孔，一张稚气更浓，并且显得有些呆滞甚至痴傻的面孔。其实这两张面孔并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在此刻，它就是从我脑子里跳了出来，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眼前。
我没有理会妹妹继续的呼叫，端起啤酒，靠在椅背上，目光重新落到对桌那帮民工身上。
过去的一个月里，我被派到东海的一座小岛上支援下级医疗单位。本来我打算趁着妹妹放暑假请假回家看看她和爸妈的，这下泡汤了。我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件美差，尤其当我登上岛的那一刻，它在我眼中渐渐清晰起来时，我就更坚定了这个看法。
那座小岛大约十几平方公里，岛上的房子除了政府单位的少数几栋机关楼外，没有超过三层的。岛上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只有不到二十家店铺，它们的年纪充分暴露在剥落的墙皮和锈迹斑斑的门框上。而它们主人的年纪，据我观察，也并没有落后多少。这座岛没有活力，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尽管岛上并不缺少满街乱窜的孩子（我经常在街上见到十岁左右的孩子骑着摩托车），可相比之下更多的，是皮肤干瘪黝黑的老人，那是时间在他们生命里的投影。这座岛上几乎见不到青壮年，就像一棵畸形的树——除了嫩芽，只剩败叶。
我来到这座岛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这座岛周围有海兽，会吃人，这是一个岛上的孩子告诉我的。
作为一个普遍意义下思维正常的成年人，你应该不难猜到我听说这件事后的反应。我对怪力乱神没有兴趣，但素来强烈钟情于一个地方独特的风土人情。不过据我了解，这座岛周围并没有出现过大型海洋生物的报道，也不曾听闻过什么灵异事件，所以我实在不清楚海兽的说法从何而来。奇怪的是，这个岛上的孩子们对海兽的存在深信不疑。不过很快我就将这件事抛在脑后了。
我在岛上的日子很清闲，几乎到了无事可做的地步。我一直觉得医生的本事大小很多时候似乎不取决于医术，而取决于媒体，好像没了媒体，外科医生的手术都做不出色。当然现在依赖媒体的职业不只医生了。所以在这个闭塞的小岛上，医生的本事在孩子与老人的眼里，实在不算是多么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他们对我的尊敬是从来不缺少的。这一点，倒是与外面的世界截然相反。
我被分到的那家小卫生所挨着一个机关大院，大院正在施工，每天都有一批批的民工来回穿梭。看大门的老张是个很能聊的中年人，与我脾气相投，所以我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坐在大院的门房里喝茶。也正是这样，有了与这些民工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才得以了解他们，了解民工这个群体，了解到一些以往从不曾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此行不多的值得欣慰的事。
一天我和老张正聊到兴头上，突然有人敲了敲窗玻璃。我转头一看，一张黑黄的，皱纹密布的，带着习惯性似讨好笑容的脸正贴在窗边。果然是我预想中的那群民工——到他们上工的点了。一个礼拜下来，这些民工的名字和长相我基本已经全都对上，什么时候来上工什么时候走我也都摸清了。老张不耐烦地站起来，把窗户打开一个小缝，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一股热浪骤然涌入。岛上无遮无拦，清晨的太阳就如正午一样残暴。
“证件。”打头的那个民工解开上衣，从内面的荷包里掏出一个皱巴巴湿漉漉的透明塑料袋，从里面拿出那卷看起来很旧但裹得很紧的纸钞，露出了身份证。他把身份证递给老张，我能清晰地看到他枯树枝般的手指和乌黑的指甲，就好像阳光永远照不进他的指甲缝而在那里留下了一片永恒的阴影一样。我摸过那些身份证，上面沾满了细沙和灰尘。我相信他们肯定擦试过，但似乎永远擦不干净。沙子和灰尘已经成了他们身份证的一部分，给他们增添了一个独特的身份标志。
老张面无表情地接过来，我看得出他尽力不去碰到那人的手，也尽力只用一点指甲尖去捏那张身份证。登记完，老张挥了挥手，那人咧嘴冲老张笑，接着又转向我，嘴咧的更大了些，我猜，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都得益于我整洁的衬衣，干净的白大褂和那双看起来相当不错的皮鞋。我转过头去。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那标志似的讨好笑容，却始终无法接受他们眼神中自然流露的谦卑。
等到所有人都登记完，窗沿上的身份证已经堆成了小山，周围散满了黄色的沙子。老张拍了拍手，又拿出抹布来擦了擦窗沿。
“真是，每次登记完都一手的灰。”
“老张，我一直挺奇怪的，这些民工怎么看起来年纪都不小了，估计都得五十往上吧？我看那身份证上还有几个七十多的，外头招工一般不招这么大岁数的。”
老张撇了撇嘴：“嗨，这岛上哪儿还有年轻人。年轻人都出去了，打工的打工，安家的安家，谁跟这儿待着呀。我要不是腿脚不好，也不在这么个岛上待一辈子，活坐牢嘛这不是，生生熬死个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趁这个空当老张站了起来：“我去洗个手。”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没来得及问出口，是关于那个小姑娘的。
我是来岛上的第三天发现的那个小姑娘，我不知道称呼她为小姑娘是否合适，因为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判断出她的年纪。她和那群民工走在一起，穿着打扮甚至肤色都与他们没有丝毫相违之处，唯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张过分稚嫩的脸。她个子很高，至少和我平齐，脸看起来却最多只有小学生的年纪，五官都还没有明显分开，而从身形上来看应该开始发育了。我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这几项特征组合在一起带来的怪异感。她常常显露出的表情，与其说是单纯，不如说更像是痴傻。尤其是她那点缀在泛黄的脸上如同沙滩上的鹅卵石一般清亮的双眸，却时常是空洞茫然，虽不似那些民工眼神中的谦卑与畏惧，但那并非因为从容，而更像婴儿般的无知。
我起初怀疑她可能患有某种先天性的痴呆症，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她发生了一次交谈。
那天老张临时有事回趟家，我便帮他看会儿大门。我抱来电脑摆在桌上开始看《权力的游戏》。看了大概一两集之后我觉得颈椎有些难受，就转了转脖子，脑袋扭向窗户的一瞬间，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一张圆圆的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户里伸了进来，那双平日里看起来无神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电脑屏幕。此时正放到巨龙咆哮着喷火的画面，那双眼睛一下子瞪圆了，惊讶、喜悦、恐惧、兴奋等多种感情交织迸发。我没有打扰她，她也没有发现我在观察她，直到这集结束。
过了好一会儿，那双眼睛才渐渐熄灭了光芒。她终于发现了我，急忙转身想走，我叫住了她，她犹豫了得有几十秒，才转过身来重新面对着我。此时，她的脸上已经写满了不安，始终不与我对视。我打开门示意她进来。她站在门边迟疑了很久，用手指抠着门框，两只脚不断交错变换重心。终于，其中一只率先离开了原地。
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缓了缓，用尽量轻松的语气问她：“小姑娘，你也喜欢看《权力的游戏》啊？”
她并不答话。但我感觉，她应该是能听懂我的话。
我把椅子向窗边挪近了些，对此她并没有作出反应。
“你家有电脑吗？我可以把资源拷给你，我这儿有已经出了的全季的。”
她露出疑惑的神色：“什么是电脑？”她的声音很奇怪，从音色上可以听出已经开始变声了，但语气却如同小孩子在说话，真是和她的外表一样怪异。
我猜此刻一定是我看起来更像个痴呆症患者。
二十一世纪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电脑？我遇到过不少尴尬的场面，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却无一胜过这次。我大概整整有三十秒钟没有发出一个音节来。
终于，我指了指桌上的屏幕：“这就是电脑。”
“哦，我家没有这个，但有比这大一点的。”
“你说的是电视？”
她像是回忆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但是爷爷奶奶从来不让我看。”
这我倒是稍微可以接受一点。在城市里我也见过这样比较极端的家庭，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不让接触任何电子产品的，但我认为眼前这个小姑娘应该不属于此类。因为无论怎么说，不至于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多大了？”我终于问出了这个我再好奇不过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的回答与我的问题总是衔接的不紧密，就像放映卡顿的录像带一样。我不知道她每次停顿的过程中是在思考和组织语言，还是说这就是她一贯说话的习惯。
“你不知道？什么叫你不知道？”我感觉脑子里进了苍蝇。
“爷爷奶奶不告诉我。”
“为什么？”
“外面有海兽。”这次她几乎是在我话音刚落便做出了回答，并且第一次与我对视，她坚定的语气和目光都传递给我一个信息——这个答案不容置疑。我立即明白，在眼前这个姑娘心中，外面有海兽这件事是比她自己的存在还要绝对的事。
“什么？什么海兽？”
“会吃人的海兽。”
剧烈敲击窗玻璃的声音骤然响起，我一扭头，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年老的民工正站在窗外，焦急甚至带着愠怒的神色就像穆斯林眼睁睁看着你把一笼热气腾腾的猪肉包子放进他的餐盘一样。
我打开门，男民工有些粗暴地冲进来，一把抓住小姑娘的手腕，走了出去，并没有理会我的意思。
经过这次谈话，我排除了这个小姑娘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她说话并不缺乏逻辑性，在认知方面似乎也不存在障碍。尽管她肯定与常人不同，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由于疾病。另外一件事，我想我必须弄清楚海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一天时间我突然忙碌了起来。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年老的民工夫妻在工地上喝农药自杀了。还好送来的及时，我和另一个同事赶紧给他们洗胃。更庆幸的是，在这么个小岛上，阿托品和解磷定的存量居然十分充足，后来我对此提出疑问的时候，岛上的医生只是淡淡地说：“因为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回答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一切结束之后，我坐在值班室里休息，也就是那时候，那个小姑娘走了进来。之前就是她爷爷奶奶和另外几个民工把病人送来的。
我疲倦地冲她笑笑，示意她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你真厉害。”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哦？为什么这么说？”
她照例停顿一会儿，我已经习惯了。
“他们不停吐，满地打滚，缩成一团，喘不上气，很可怕……现在他们好了，爷爷奶奶说是你……”她似乎情绪有点激动，每间隔几个词就要停一次，就像人在边打嗝时边说话一样。
“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懂我是在谦虚。事实上，她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我干咳了一声，拉开抽屉，拿出两本书来。
“对了你之前不是说你家没有电脑吗，我这儿有两本《冰与火之歌》的书，正好是第一部和第二部，就是上次我们看的那个，借给你吧。”
小姑娘犹豫了一会儿，伸出一只手，轻轻放在书的封面上，缓缓地摩挲着，我敢肯定当时我看见了她眼中难掩的渴望，那像是一种不受意志控制的，发自本能的渴望，就像饥饿的人发现了食物。但随即那渴望很快被消灭了，转而替代的是一种无法言明的悲哀，她像是挣扎着在自我否定什么。她收回手，摇了摇头：“我读不了这个。”
“为什么？”
“我不认识字。”
我想我一定不经意提高了嗓门，因为她往后缩了缩。
“不认识字？你没上过学吗？”最后这句话我时常以玩笑的口吻对其他人说，此刻我真希望这也只是个玩笑。
“没有。”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似乎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为什么？”
“外面有海兽。”
“海兽？这跟海兽有什么关系？到底什么是海兽？”
“我不知道，爷爷奶奶说，要是我上了学，学了认字，就会被外面的海兽吃掉。”
门突然开了，小姑娘的爷爷冲了进来，神色与上次别无二致，拉起小姑娘就往外走，就好像我是魔鬼，再多跟我交谈一秒，这小姑娘的灵魂就会被我摄走一般。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住了脚步，牵着小姑娘的手转过身，说：“谢谢医生。”之后又对小姑娘说：“跟医生说谢谢。”这一幕让我想起上小学前的我被大人带出门时的场景，他们总会叮嘱我“跟阿姨说谢谢，跟叔叔说谢谢”之类的。可眼前的小姑娘已经比她爷爷都高上一个头了，这看起来就显得有些可笑。
晚上我去找老张喝茶，聊起白天的事：“好端端的，怎么会自杀呢？”
老张一概平日里吊儿郎当的状态，脸色不经意间变得有些严肃了。
“活不下去了呗，不想活着就只有死，没什么奇怪的。”
“怎么说？”
老张掏出烟盒，知道我不抽，就自顾自点燃一支。
“那两口子有四个儿子，两个闺女，现在都不在岛上了，都在外头安了家。当初四个儿子一个接一个往外跑，两口子嘴皮子磨破了也拦不住。后来大女儿也找了个外地人，偷了户口本跑了。他俩费尽心思要把小女儿留在岛上，小女儿要死要活的，两口子就是死活不松口。结果有一天小女儿上了吊，他俩眼泪都哭干了。”
老张狠狠吸了一口，吐出一片烟幕，遮住了脸。
“为啥死活不让他们出去？”
老张冷哼了一声：“出去了就再不会回来了。他们几个儿子女儿出去的头几年逢年过节还回来看看，现在完全不回来了，家里的事儿什么都不管，就留两口子在岛上自生自灭。奔七十的人了，还得出来做工。就前段时间，家里说房子要拆，几个儿子女儿才回来了一回，为了那点儿拆迁款吵得差点儿把房顶掀了。”
“那也不至于活不下去吧，政府不管？就是不出来做工，也总不至于叫两个老人饿死。”
“你不明白，不是钱的事儿，是心气儿，心气儿没了你懂吗？没指望了，所以才……”见我表情有些沉重，老张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岛上大多数人家都是这样。有的年轻人出去了还会把孩子送回来，到了上学的年纪再接走。唉，反正岛上的人越来越少，死一个算一个，等这些老人都死光了，估计岛上也就没人了。”
老张又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而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很累了，不想再继续这样的谈话，但我还是继续问道：“那海兽呢？海兽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岛上的孩子们都相信有海兽而大人们却又避而不提？”
“哦那个啊”，老张笑了笑，“你小时候没听过爷爷奶奶讲小孩子天黑了不要出门，小心被鬼抓走了之类的话吗？”他的语气很轻松，带着些许玩味。
我愣了愣，脑子里像有一面镜子碎掉了一样。我想到了来到岛上以后听到的关于海兽的一切，那些对此笃信不疑孩子们，还有那个小姑娘呆呆傻傻的脸，现在就浮现在我眼前。我突然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愤怒，老张的语气加剧了这种愤怒，此刻我希望这怒火能冲破理智的束缚，把这整座岛烧得干干净净。
“怎么能这样！天黑了外面有鬼这样的话我们过不了多久就会知道都是骗人的，并不会相信很久，可岛上的那些孩子，人人都笃定地告诉我有海兽，那些人怎么能编这种谎话，这是洗脑，就没想过后果吗?”
“后果就是这个岛上还能留下一点后辈，那些老人能老有所依。我说，医生，你告诉我，看到那些人喝农药，你心里好受吗？”老张依旧是不冷不热的语气。
我心里不好受，那是当然的，因为我是医生。但当我一想到那个小姑娘，我就感到喉咙发紧，像被一只强壮但干枯的手死死箍住，晚饭并没有吃什么，可我还是一阵阵反胃，明知道吐不出来什么，还是强忍着胃液的翻涌。
“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不明白，你无法感同身受。你年轻，身体健康，有学问，有前途，你当然不会理解。是的，你愿意这么说的话，这就是洗脑，可两相比较之下，岛上的人更愿意用这样的谎言去永远蒙蔽后代。”
“非要这么极端吗？”我很奇怪，尽管我的怒火仍未平息，此刻我的声音竟然没有一点力气，正如我整个身体一样。
“我们不是那么聪明的人，再说也不是什么事都总能有聪明的人来想到聪明的办法。”
我沉默了。现在我终于明白那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我不能全然否定这个关于海兽的谎言，因为现在我知道它因何而生。但是我更不能赞同它，尤其当这个谎言造成的悲剧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面前。那个小姑娘，她当然不是先天痴呆，她是通过这个谎言被人生生制造出来的傻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识字，不让她有机会接触一切可以接触外面世界的东西——电视、电脑、手机，还有像我这样的外来人，甚至连自己的年纪都不知道。他们想让她只能活在这个岛上。
我的喉头越来越痛，痛到我弯下身子，蜷缩在一起。
那一夜我迟迟无法入睡，好不容易睡着，却又全都是仿佛要将我撕碎般的一个接一个的噩梦。
我决心要再见那个小姑娘一面。自那天后，我每天都搬来电脑坐在门房里，播放着《权力的游戏》，她消失了好几天，终于在我即将离开岛的前一天我等到了她。
她站在窗边，拉开窗玻璃探进头来，如同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我站起来，叫她进来看，她却并没有理睬我。她一直站在那儿，我就一集一集的播放，直到中午，民工们下工了。稀稀拉拉的人三五成群走出大门。小姑娘的奶奶走到她身后，轻轻拉了拉她的手，她转身准备离开。
“等等！”我赶忙叫住她。她转过头来，这次她的爷爷奶奶并没有强行把她拽走。她疑惑地望着我。
我润了润干裂的嘴唇，用听起来像乞求的语气对她说：“小姑娘，你之前不是说我很厉害吗？其实，只要你去读书，去认字，你也有机会当医生的，在这个岛外面，你会遇见很多比我更厉害的人，你自己也可以成为那样厉害的人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说什么，也不知道接下去还要说什么。
“我不去岛外面，那里有海兽，会吃掉我的。”她笑了，像婴儿一样傻乎乎的，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笑。她的爷爷奶奶也欣慰地笑了。她没有再停留，转过身，跟着爷爷奶奶走了，很快，我就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从我手里溜走，我拼命想抓住它，却徒劳无功。那感觉比当我手术没成功，人没救回来，我努力保持平静的情绪对家属们说那句“我们尽力了”，还要难受一百倍。
我想，我再也不会来这个岛了。
离开岛的那天，正好是台风登陆前最后的离岛期，天色阴沉的可怖，我站在船尾甲板上，能看到远处的天空上橙色的闪电蜿蜒崎岖地向地平线上落去。灰色的云，黑色的浪，将这座岛夹在中间，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座坟墓。
施翰
二零年九月十三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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