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中的将军

思来想去，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文章题目了。

201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好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迷宫中的将军》一书中所写的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一样，波澜壮阔，声名赫赫，却在晚年目睹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分崩离析。

罗纳德·里根曾经这样评价卡斯特罗：“我想对你们这些因为年幼而不记得往事的人说，在那时，即使我们美国人自己也会把他称为是古巴的华盛顿。”

南美独裁者皮诺切特曾这样说：“他有着非凡的魅力，他很勇敢，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是一个铁腕政治家。”

J·F·肯尼迪说：“他的雄心远远超越了小小的古巴。”

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智者不死，像他这样的人物永远也不会逝去。”

纳尔逊·曼德拉曾说：“古巴革命万岁！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万岁！”

这个与英国女王同岁的老人，这个同时赢得了朋友和敌人称赞的斗士，这个见证并亲身参与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与衰亡的政治家，这个全世界左派的最后一面旗帜，在经历了岁月、荣辱和638次暗杀之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我们会对古巴和卡斯特罗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大概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已经过去的左翼运动和世界主义精神，一种属于旧时代的激情与理想。

抛开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社会主义运动曾经象征着人类对于未来的憧憬，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不懈追求和奋斗。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在巴黎的街垒里，在西伯利亚的密林中，在马德里的围城里，在南斯拉夫的群山上，无数人相信着他们正在为更好的世界而奋斗，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流血牺牲。

左翼无法接受“民主是一种坏制度，但却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的犬儒逻辑，他们相信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收获的是整个世界”，他们认为人类不应满足于现有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形态，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就在不远的前方。左翼的政治主张是超越民族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相信人类普世性的平等的存在，他们同情和帮助那些被殖民、被压迫的国家。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他们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条件，拿起武器推翻了独裁的巴蒂斯塔政府，建立了美洲首个社会主义政权。尽管处在美国长达几十年来的敌视和经济封锁之中，古巴仍然有着79.01岁的人口预期寿命和99.9%的识字率，是拉美地区唯一消除了饥饿的国家，在2014年，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为了“极高”。与此同时，尽管弱小又贫穷，卡斯特罗却致力于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持续不断地向世界上的其他不发达地区派出工程师、医生和其他援助人员。在海地大地震中，古巴医疗人员救治了40%的伤员；在2005年的克什米尔地震中，古巴的2400名医护人员救治了70%的灾民；在不久前的埃博拉疫情中，古巴也是第一个向西非派出医疗人员的国家。时至今日，这个人口只有1100万的小国，却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对外援助医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安哥拉内战中，古巴军队不为任何利益，单纯出于社会主义原则前往安哥拉参战，马尔克斯曾说：“古巴军人争先恐后地参加国际主义运动，誓将安哥拉人民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亲自制定援安计划，仿佛这场战争决定的不是遥远非洲国家的命运，而是古巴本身的命运。”在这次“纯粹的利他主义行为”（马尔克斯语）中，最多时曾有5万多名古巴士兵对抗着由美国和南非白人政府组织的联合军队。正因为古巴是一个如此“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得到了海明威、萨特、西蒙波伏娃、聂鲁达等自由知识分子的盛赞，在国际上声名远扬。

然而勇者最终变成了恶龙，到了20世纪后期，一个个红色帝国分崩离析，幸存者也纷纷改旗易帜。左翼浪潮已经退去，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被扫进垃圾堆。左派在历史上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同时失去了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支持。世界变了，古巴也走向了变革和开放。菲德尔·卡斯特罗交出了权力，卸任了一切职务，目睹了古巴与美国这个他一生的敌人建交并恢复正常关系。

“他跳了将近三个小时，每换一个舞伴就要求重奏那支曲子，也许是想在怀旧的灰烬中重建他往昔的荣耀。全世界望风披靡的那些虚幻的日子已是遥远的往事，只有他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和最后一个舞伴一直跳到天明。”《迷宫中的将军》中这段描述玻利瓦尔的话仿佛也在讲述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晚年。在今年上半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的最后一届古巴共产党大会上，他说，他依然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会实现的。

在10月5号的英国保守党大会上，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志得意满地宣告：“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那你就什么国家的公民都不是了，因为你根本就不明白‘公民’这个词的含义。”放眼今天的世界，英国退出了欧盟，特朗普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当选美国总统，法国极右翼政党领袖勒庞在2017总统大选中民调领先。在这个急剧右转的世界中，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被侮辱，被嘲弄。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离去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感慨。

卡斯特罗的一生毁誉参半，但正像他在1979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人民不得不赤脚行路，而另一些乘豪华车旅行？我以世界上那些没有一片面包的儿童的名义发言，以那些无药治病的患者的名义，以那些失去生存和人类尊严权力的人的名义......他们的命运是什么？饿死？永恒的贫困？那么，文明的作用是什么？人们良知的作用是什么？联合国的作用是什么？”无论你是否认同他的政治理念，菲德尔·卡斯特罗始终在以他的方式为那些受剥削受压迫、挣扎在饥饿和生死边缘的人们贡献着力量。

《迷宫中的将军》这样写道：“‘人们的生命不仅仅以死亡来结束，’将军说，‘还有别的方式，包括那些更为值得的方式。’”菲德尔·卡斯特罗死了，也许自此左翼理想就和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一起永远逝去了；又或许，就像是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左翼青年”伯尼·桑德斯所展示的那样，它依然活在每个信仰它的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