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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收获了旁观目侧的同情心产生的悲悯,而不是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带来的凄凉。再说的浅白点,同情式的悲剧其潜在的逻辑是“原来你是这样的”,同理式的悲剧潜在逻辑是"原来我们都是这样的“,这二者带给人的体验当然轩轾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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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利和爱情的两难抉择面前,哪怕他是一个再自私自利的人,哪怕他再顺利做出了舍弃爱情的决定,权衡的过程依然是应该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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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悲剧重在展示悲情酝酿的过程,目的在于激发人们去思考悲剧形式的背后趋势和深层次成因,而中国的悲剧重在反衬最后正义到来之结果,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善恶报应之一时痛快。西方悲剧中的不幸带给主人公的遭遇称为悲剧性不义;中国悲剧中的主人公的凄惨换来的正义审判称为诗性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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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命运的认识更接近于论功行赏而非更接近真实状况的推因知果。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信仰:美德是善行的奖赏,而且还会有追加的奖赏。然而更实际的情况是,有时固然好人有好报,但也有时候会是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哪种情况会发生取决于因果而非善恶。因果关系是确定的,是成正比的,是即时的,而行为和奖赏却未必成正比。当行善未得善报时,我们就会用不是不报,时刻没到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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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复杂的,因为复杂才会产生天然的冲突,因为冲突才会有悲剧。近代西方的价值体系中,从个人出发,思考解决之道,尽量让每个人都获得最小化的悲剧冲突,实在解决不了,就把悲剧演绎出来让后人直面并思考解决之道;在中国的世界中,是从社会整体出发,寻求解决方案,尽量给每种道德按重要性排序,道德谱系规定好每种道德的位置,所有伦理要素和权利诉求均按照严格的“价值秩序”予以框定。这样表面看起来不同等级之间的冲突被极大地弱化。然而人是平等的,或者至少是追求平等的,中国式的虚伪伦理只能让极少数人得到保障。当多数人还是面临不幸时,我们的创作者就定义其为个体的悲剧命运,并且虚情假意的告诉人们命运终将得到正义的眷顾。为此还写出了不少悲剧戏曲为此理论背书。所以我们的悲剧关注的不是悲剧,而是诗性正义,或才更准确的说是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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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发生不是悲剧,悲剧一再发生才是悲剧。只有敢于说出“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的思想者才能获取真正的正义,这不是不宽容,而是因为正义注定不是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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