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让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有”】
大概有这么一个新闻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虽然人性本自私，为了活命什么都可以做出来，但是这种职业的使命感让我异常感动。
因为它真实。
非典突击的初期，谁都不明白情势到底如何，所有人都在尽可能的做着防护工作，避免感染。但是作为传播信息的记者们以及电视工作者们，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又或者是道义上的自我要求，让我感动。
探究真相是每一个记者的天职，但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客观的事实。百姓不需要经过加工掩饰的信息，而是或许残缺或许黑暗或许触及国家的红灯线的真实客观的信息。
在非典时期，在所有民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国家机构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的重要性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明白，那一个“有”字承担了民众多少的期望和诉求。
我一直不欣赏中国的大众传媒，因为太过于管制。地震死亡人数虚报，对各种事实掩埋真相，信息不透明，政府过于干涉，言论不自由....哪怕不是体制内的媒体也会迫于国家的压力而选择妥协。央视名嘴们也在这几年纷纷选择辞职央视，说出来的没说出来的理由，我想都逃脱不掉“不让说真话”。
这样的管制不是一点好处没有，但是仅仅为了政治上的稳定，不扰乱人心，让民众得不到及时客观的真相是得不到长久的稳定的。无论事实如何，真相如何，要让民众去判断，媒体不要强加情感，不要批判，不要感情色彩，其余的交给人们自己去做决定。
私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新闻。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做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盯死”】
非典时期，这个比喻很合适。
虽然当时经历时年纪还小，没有什么记忆，但是很懂得这种“隔离”的政策，在电影中也经常看到。
政府为了整体的利益，会选择牺牲一部分人，就像救火时，有些时候不是选择直接灭火，而是选择隔绝周围事物。
可能人们很难理解这个行为，觉得政府一点都不为民众考虑，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去牺牲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们。这样直接的想法我曾经也有。
身处在围城中的人会对这个决定感到绝望，觉得政府放弃了他们；可是围城外的人却在想这个决定是一个可以挽救其他人的最好办法。你看，人性是复杂的，这个时候不能用任何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带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看吧，真相总是残忍的，如果不曾真正的经历过，甚至没有像柴静一样的记者写出来这些事实，过去的真相我们还能了解到吗？当非典正在侵蚀着每个人时，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居然散布不实的消息，还真的有人认为告知真实情况是在“制造恐慌”。
中国在日益强大，希望在媒体新闻方面能够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正比。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