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西晋对屯田政策的改革

北方地区自魏武帝以来，大兴屯田，又经司马氏的经营，屯田已经蔚为规模。及至晋朝初立，咸宁元年，晋武帝下诏：“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命令属于国家的奴隶代替士兵进行屯田。一方面让大量战士免于农业劳动，增强战力，避免战士因劳动和训练负担过重，死走逃亡，另一方面则变相解放了奴隶。这算是西晋屯田政策的一个发展，即用变相解放奴隶的方式进行屯田取代原有的军屯。

魏武帝以来，北方为了配合屯田，大兴水利设施建设，农业实现连年丰收。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国家领导下进行大规模有组织农业生产的优势，另一方面也给自然生态带来了一定破坏。咸宁四年（《食货志》作“三年”），晋武帝下诏问计：“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促处当之。”大雨和虫灾同时发生，北方的重要粮食产地粮食生产受到极大威胁。针对晋武帝的问题，杜预上表进行了分析和回答。

杜预，作为京兆杜氏的代表性成员，在司马氏建立和巩固政权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杜氏和司马氏数代交好的特殊关系，杜预娶司马懿的女儿、司马师、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妻。杜预早年，一面主持司马氏控制下的曹魏政权和后来的晋朝的经济事务，并兼治法律、天文，一面参与了很多军事事务；后来，杜预更成为晋朝灭吴，实现统一的头号功臣。唐初建文庙、武庙，祭祀孔丘、姜尚，同时配祀者，唯杜预一人。而在《晋书·食货志》中，直接引用的文章以杜预最多，由此可见杜预在唐初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影响。当然，京兆杜氏是北方豪门，京兆杜氏的杜如晦还在玄武门之变中高居功臣之首，这可能也是杜预能在《晋书·食货志》中占有大量篇幅的潜在原因。

具体到杜预对晋武帝提出问题的回答，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灾害的情况，认为由于水灾和虫灾，“五稼不收，居业并损”，百姓生产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而且“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墝塉”，低处的土地被水浸泡，而高处的土地则出现了水土流失，百姓第二年的生活可能会更加艰苦。生活困难的百姓肯定要得到官府的救济才能活下去。之后，杜预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第一步是：

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

杜预认为，应当拆除兖州、豫州东部的陂，让水向东流出去。这样饥饿的百姓可以通过获得河鲜维生，再采摘些野果，不出本地就能勉强度日。等到土地里的水流尽了，淤积后的土壤更加肥沃，这样第二年开春种植粮食，就会有好的收成。

第二步，则是解决畜力的问题。杜预过去就提过建议：“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认为朝廷应该将无法耕种、驾车的种牛卖给民间，之后买粮食作为赏赐。但是被朝廷拒绝。此番再度提出建议。朝廷掌握的种牛有四万五千多头，饲养这些种牛花费巨大。杜预主张，可以将其中的的三万五千头种牛卖给拆除陂的兖州、豫州两地农民用于春耕，官府掌握的种牛留下一万多头足够了。等到收获之后，每头牛收二百斛粮食作为牛钱，这样一年下来，官府就能获得七百万斛粮食。而剩下的一万多头种牛由官府掌握，用于耕地，也可收入十万多斛粮食。这样，水灾和虫灾带来的粮食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除此之外，杜预的第二项建议，则是要通过整修水利、放弃陂堨，修复被过去过度修建陂池破坏的生态坏境。

汉末三国，由于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很多地方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方式回到了刀耕火种的状态。杜预指出，“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刀耕火种开垦荒田，人工成本自然低，但对生态的破坏也大。在地广人稀时，刀耕火种能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但在人口滋生之后，刀耕火种这种粗放型经营的负面作用就被暴露出来。江淮一带，“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每到雨季，当地涝灾横行。不明就里的人们往往以为这里的地已经不可耕种了。杜预通过考察既有陂池，认为曹操执政时期修建的陂堨，现在都建立在旱田上，而且非常坚固，按道理不应该是造成水患的原因。但泗陂由于建筑质量差、年久失修，在宋县一代造成巨大灾害。

陂堨失修，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指出，陂堨之修，本意是为了充分利用水利，发展农业。但随着司马氏上台，豪强地主势力再度坐大，他们凭借政治和经济优势，想享受水利设施带来的便利，但又不想付出成本。此外，东吴此时未平，江淮还是前线，当地武将和文官的矛盾也阻碍了陂堨的维护。所以杜预说：

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军家”和“郡县”想法不同，豪强“士大夫”和平民“百姓”想法不同，都想享受便利但不愿意付出成本，避免水利设施失修带来的问题，故而“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一方面是陂堨失修，另一方面朝廷一时拿不出一个从根本上解决失修问题的办法，那么比较直接解决的方案就是坏陂放水了，即“坏泗陂，徙运道”一途。

杜预还提出具体举措，分两部分。一是分类管理，“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即汉末曹操时期修建的陂堨，由于质量较好，应当修缮用于储水，而曹魏建立以后所建立的陂堨，和“蒲苇马肠陂”这种自然形成的蓄水量较少的陂堨应立刻拆除。二是加强管理，“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秦汉在中央，都有“都水长丞”这样的专门负责管理陂堨的官员，另外还有一套系统的治水体制、庞大的河防队伍和雄厚的河防经费。杜预建议恢复“汉时故事”，各地将治水方案预先报告上级，等到来年换防时，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专门进行水利设施的修复和拆除。

杜预的建议被晋武帝采纳。但水利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积弊却无法解决，加之气候变化影响，西晋一代，或水或旱，几乎年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