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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路上接到红的电话，是一个陌生的西安号码，“喂”之后那边半天没声音，以为又是打错的电话正要挂断时，那边又传来怯生生的一句“你是—离退科的—**吗？”
“是啊，我是！你是？”
“我是—红，我—找你！”那边说的很慢。
“是红？原来甘厂的红？”我追问。眼前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单薄的身影。
虽然红的遭遇在我们的厂子里几乎人尽皆知，但我却并不怎么认识她。因为我上班时，她已经不怎么上班了。
“你不急，慢慢说！”我耐下心来，柔声对她说。
在我耐心的追问提醒下，红总算说清了她的要求。
在离退职工社会化管理的大背景下，已经退休的红想把户口随父母迁到西安，需要复印个人档案上亲属关系一栏来证明其关系，她说在延安没有亲人，更无朋友，让我帮她复印盖章然后邮寄给她。
我答应了红的要求，虽然我并不认识她。
听厂里年龄大的人说，红曾经是同期进厂的女工中最漂亮的一个，中等的个头，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沉着而安静，两根粗粗的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撩拨着小伙子们的心。相传当时喜欢她的青工足有一个排，红最喜欢那位长臂高个的强。那时，一到下班，强就来到红的宿舍，提着些瓜子、苹果，操着一口醋溜普通话为她朗诵汪国真的诗歌。每到那时，红的小脸绯红，大眼睛里总是闪耀着幸福的光彩。
这一切，在红的母亲到来之后却发生了改变。
红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当时40多岁，在红工作后就要求红每月把工资上交给她，只给红极少的一点生活费。那次，在发现红当月工资没有如期按数上交后便来到了女儿上班的单位。
母亲这次来，不仅拿走了红的工资，顺带还棒打鸳鸯，拆散了红和强刚刚萌芽的爱情。因为在她看来，强当兵回来，家在农村，配不上她们的市民家庭。
性格懦弱的红虽然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在母亲的责骂下与强断绝了关系。伤心欲绝的强在不久就调往了另外一个厂，据说现在的他已成为公司某个板块的副总。
红还在留在原来的单位，每天按时上班，每月按时回家把工资交到母亲手里，然后拿回母亲给她的极少的生活费和母亲为她置办的衣物和生活用品。
熟悉红的人发现，红越发地沉静了，她的脸上再也没有曾经有过的光彩。
转眼五年过去了，与红一批进厂的姐妹们都相继成家。可是红还是形单影只，每天下班就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宿舍里。这个曾经住着3个女工的宿舍如今只住红一个人了。
于是红的母亲又来了。这次，她竟搬来跟女儿住在一起。
再到后来，在红的母亲的撺掇张罗下，红终于要结婚了。新郎是市内某银行的职员，一个长相平庸，气质忠厚的小伙子。据说小伙子对红一见钟情，下决心要照顾红。
红的脸上又开始出现了久违的光彩，那段时间的红，走在路上已经开始微笑着向人们打招呼了。
于是大家都为红长舒一口气，“这下，她妈该走了，红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善良人们的愿望很快就被红的母亲打了个稀巴烂。结婚后的红，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自由。
红的母亲仍然掌管着红的工资，仍然住在红的宿舍里，红的丈夫从市里回来时，只能到男宿舍里借宿……
甚至到后来，母亲竟然还想要收回女婿的工资卡。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结婚不到一年，红便离婚了。
离婚后的红原来在电话班的工作彻底做不了了，她接不起外面来的电话，说不清电话的内容，记不清领导交代的工作……
以前那个头脑清楚，口齿清晰，做事有条理的红再也找不见了。
她会一整天一整天坐在办公桌前，面如土色，目光呆滞，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长久发呆。终于，在她又一次打碎暖水瓶烫伤自己的脚后，领导叫来了她的母亲。此时的她，仍然住在女儿的宿舍里。
“带她回家看病吧，她最近的状态不对头！”
于是，母亲带着红去到了市医院，后来又到了省城的医院。诊断结果是红得了精神病。
“精神病红”从此成了红的名字，红的符号。
看了一年的病，红回到了单位。这时的红，神情紧张，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她走到那儿她的母亲跟到那儿，她已经一步也离不开她的母亲了。
单位领导很为难，这样的红要来上班，又能上什么班呢！“可怜啊，那么好的一个女娃，现在成了这个样子！给她随便挂个单位吧，养起来！”
反正，像我们这样的国企，养着的傻子、精神病也不止一个。
于是，红便被分在工会，工作任务是打扫办公室。但是事实上，谁也不敢指望她来打扫。
就这样，一年一年，虽然中间形势变化，红的单位一变再变，但却再也没有上班。这样着，前年的时候，她竟然也就退休了。
这么多年了，红再也没有成家。她的工资一直正常发放，也一直由她的母亲领取支配。
“我没有—房子，跟父母—住一起，复印—亲属，证明我—是他们的—女儿，我的户口—才能—迁在—西安！”
红怯怯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想。
红，53岁，无房无家，无丈夫无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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