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时候，很少看到父亲，父亲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从早到晚除了吃饭时能见到父亲，其他时候父亲都在生产队里忙活。晚上更是见不到父亲，那时候，父母和我还有小弟住一间房间，房间里有占了房子一大半的一个大炕，每晚睡觉了，都不见父亲回来。
农忙时节，更是难得见到父亲，有时候父亲住在饲养室。
但是，有时候，父亲会待在家里，比方压红苕饸饹的时候，那时候太小，记不太清，就记着从村里人家借来饸饹床子（一种木制的压饸饹工具），这时候的父亲是主力，在那里挤压着。我们小孩子则围在边上，好奇地看着，父亲会根据挤出饸饹的适当长度，用手揪断，看着饸饹从床子坠入沸腾的水里，转眼间又飘起，妈妈则站在锅边，根据掌握的时间，把饸饹从沸腾的热汤里捞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物质很是匮乏，尤其是我们那里，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挣不到几个工分。每家每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
等到饸饹压完，父亲收拾饸饹床子，这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从神奇的饸饹上转移到饸饹上来。妈妈自己把调料准备好了，那个年代，无非就是醋和辣子。可也足以满足我们小孩子。
那时候，黑面膜、红苕、窝窝头能吃饱都不错了，还有什么挑剔？家家户户每天都吃两顿饭，晌午饭是不变的小米粥，红苕下来的时候，由于我家人多，妈妈会烀一锅红苕。后晌饭，会做面条，汤面的时候多一些。尤其是冬天，汤面里也没什么菜可下锅，白菜萝卜那是家常，又没有油水？充其量呛个葱花泼进锅里，我们吃的津津有味。
萦绕在记忆里的还有，充其量呛个葱花泼进锅里。不吃又得饿着，只能勉强下咽。过年时父亲炖的砂锅。大年初一，不走亲戚，父亲会在门后地上用几块砖架起，把砂锅垛在上面，父亲则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跟前看守者，不时地用那双特制的长筷子搅拌着，翻抄着，以免底下的材质被烧糊。
热气腾腾的砂锅端上桌，我们早已按捺不住，两只眼睛紧盯着。
父亲家人丁少薄，爷爷那辈就独苗，父亲的到来使家人把宠爱全给了父亲。
小时候，父亲虽说没打过我，可我一直对父亲怀着敬畏之心。父亲在我的印象里，威严，耿直。
小时候，只知道我的姥姥家在很远很远的天津，那时候小，也不知道天津是什么地方？只听说要坐火车才能到。村里的小伙伴走外婆家时，我们不用去，因为姥姥就在我家，同我们一起生活。
后来，上小学了，我全家也从老家落实政策来到了酒泉。稍大一些，从来家里的叔叔阿姨那里知道了，妈妈和他们是一起从很远的天津来大西北支援建设的同学。
妈妈是姥姥姥爷唯一的孩子，1955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我风华正茂的妈妈，响应国家号召，从天津奔赴祖国的西北小城酒泉，支援边疆的建设。那时候，姥姥姥爷都已五十多岁了。
1956年，美丽的妈妈和父亲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在这年，我远在天津的姥爷过世了，身在千里之外的我妈妈也没能回去奔丧，只是不久之后，我那遭受了无数苦难的姥姥，从天津千里迢迢地投奔妈妈来了
妈妈小时候的事情，我都是在成家后，儿子都上小学了，才知道一些。
记得有一天看着正在给儿子做棉衣棉裤的妈妈，我问妈妈：“我姥爷姥姥就你一个孩子，你怎么还离开他们到酒泉来了？”妈妈说道：“那时候想着父母年纪大了，想着贴补家用。”妈妈出生的时候姥爷姥姥都三十多岁了，妈妈告诉我，其实姥姥姥爷生了好几个孩子，只剩下妈妈一个孩子。
妈妈回忆：“自己的弟弟五六岁了，在院子里正玩着，说没有就没有了。”也许夭折的孩子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有病夭折的，而是毫无征兆，这样的打击使姥姥难以接受，姥姥疯了。
我听人说，人绝望时哭比笑好，姥姥那时候大笑，可想是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我想应该是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撕心裂肺的痛吧？
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自己的少女时代，把换洗的衣服藏在床下，姥爷总是能找出来，然后给洗干净。妈妈说自己很不好意思，而姥爷却说：“你是我的孩子啊！”那一刻，我想妈妈一定很想念姥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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