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梨帖》，一般认为是王献之所书，但如今只能见到有墨迹本黑白照片流传于世，另外多部法帖中有所提及，关于其流传过程、版本等诸多问题，在宋朝时已聚讼纷纭。
米芾《书史》云：“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干‘黎氏’印，所谓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后细题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连之’，余辨乃右军书，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公权误以为子敬也，缝有‘贞观’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刘季孙以一千置得……唐太宗书窃类子敬，公权能于太宗书卷辨出而复误连右军帖为子敬，知书者乃如此……余既跋定之，苏子瞻于是跋诗曰：‘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笺。’”这段话中米芾记录了《送梨帖》的释文及印鉴，并抄录了柳公权的跋文两段，但否定了柳公权将《思言帖》认作王献之的看法。同时，我们还可得知苏轼在此后有跋诗一首，二人很可能是同时作跋。
又《宝章待访录》：“王献之《送梨帖》有‘黎氏’印，连柳公权跋、王右军《言叙帖》两行，有‘贞观’半印、‘徐僧权’字。右在左藏库副使刘季孙处，据柳公权跋于唐太宗书前杂出献之书，乃将其父书却黏于献之帖后，云又一帖，柳误以父为子矣，况不知书者乎？”这则文献与《书史》中所记大略相同而更加简略。
米芾所记《送梨帖》为十二字，柳跋所称《送梨帖》有“两行十字”，让人不禁怀疑柳跋或是从别处移配至此，所言“两行十字”并非《送梨帖》。然而，经研究发现，其实米芾所见《送梨帖》同样是“两行十字”，《书史》所记录的文本中，“梨”字可能为米芾或依据书籍记录或听自传言而补。而“颗”字应为米芾误记或书籍刊刻之误，对此有四点证据：
一、根据跋文内容可知，柳公权所记的“两行十字”在唐朝时便与《思言帖》相连。米芾认可柳公权将《思言帖》从唐太宗书作中筛出，并认为实际应为王羲之书，而《思言帖》之前的“两行十字”米芾认为是王献之所书。米芾认可《送梨帖》为王献之书，又引柳公权此跋于《送梨帖》后，因此米芾认可柳跋中“两行十字”就是《送梨帖》。由此，米芾见《送梨帖》时应就是两行十字。
二、《施注苏诗》：“书刘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即米芾所说的《苏子瞻跋诗》）。”条引章子厚《书评》亦可为证，云：“刘季孙文思有子敬两帖二十二字，虽残缺不完而精神骨气具在。柳公权题数十字于其后，用笔艰辛滞涩不可言。”章子厚所说的“二十二字”应该就是指《送梨帖》“残缺不完”只剩十字，加上《思言帖》十二字正好二十二字，且柳跋数十字确也“艰辛滞涩”。章惇是苏轼的朋友，所以他的记载较可信。
三、在《宝晋斋》《澄清堂》二宋帖中，所刻《送梨帖》亦无“颗”字。
四、《书史》中所记录的《奉橘帖》文本也将“枚”误记为“颗”，由此可知如今所传《书史》不止此处有误。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柳公权、米芾所见的《送梨帖》文本与今传诸本并无不同。
《送梨帖》在《宣和书谱》中被列为王羲之书，在《中兴馆阁续录》也是如此。王世贞《弇州续稿》云：“敬美弟自燕中归，得大令此卷，后有柳诚悬、文与可二跋。考诚悬跋盖并右军‘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不（应作十）二字俱误以为大令，故有‘剑合（应作入）延平，珠还合浦’语。米元章鉴定之，遂析为二卷，而子瞻所题‘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十（应作三）万笺’盖右军《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谓为然，而诚悬跋后细题‘又一帖十二字连之’语，皆为元章所削去，恐后览者以诚悬跋语致疑。”王世贞此语虽有臆测之嫌，然而据此可知《送梨帖》在此时已与《思言帖》分离。
《送梨帖》收刻于《淳熙秘阁续帖》《宝晋斋法帖》《墨池堂选帖》《戏鸿堂帖》《三希堂法帖》等。《宝晋斋》石版龟裂，损及所刻柳跋，而《戏鸿堂帖》《墨池堂帖》都有同样的残泐痕迹，因此可知《戏鸿堂帖》《墨池堂帖》二者皆是《宝晋斋帖》中《送梨帖》的翻本。《淳熙秘阁续帖》与《宝晋斋帖》《墨迹本》三者皆有出入。曾宏父《石刻铺叙》云：“《淳熙秘阁续帖》，十卷十二年三月被旨摹勒入石，皆南渡后续得唐朝遗墨。首卷则钟繇、王羲之帖、次则羲献书。”据此《淳熙秘阁续帖》所刻应即绍兴内府所藏，《宝晋斋帖》及《墨迹本》应是有别于此的另一版本。
《石渠宝笈·续编》对《送梨帖》记载较为详细，所记录的鉴藏印极多。安岐《墨缘汇观》：“此卷明王敬美曾收，王氏昆仲及王稚登、文嘉、莫云卿、詹景凤、周天球皆有跋，又董文敏以镜面笺临此帖并书苏诗附于后。”比照《石渠宝笈》和《墨缘汇观》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今传墨迹照片、明清诸家所见、《三希堂帖》所刻的《送梨帖》是同一本。
我们将墨迹、刻帖、书籍相互参照可以了解《送梨帖》的大致流传。墨迹照片及《石渠宝笈·续编》中所收录《送梨帖》均无宣和、绍兴内府印，可知其非宋时内府旧物。南宋时归董良史，明时归项元汴、王世懋，入清归卞永誉、安岐，乾隆时在内府。墨迹照片上钤“笙巢真赏”及“卧雪斋藏”二印，《艺舟双楫·卷三》：“南城曾协均，字笙巢，年二十四。”款
为辛丑，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此可以估算出曾氏大致生年，至于逊帝等携字画出宫其人即便在世亦已百余岁，加上内府印鉴至“宝笈重编”止，更无宣统印鉴，《赏溥杰文物目录》中也无此本，因此此帖或许并非清末时从宫中散出。杨守敬《评帖记》有“真迹今藏内府”之语，真不知此帖究竟何时出宫。殷兆镛《齐庄中正堂诗钞》称曾氏为侍御，难道为皇帝所赐？《送梨帖》墨迹本黑白照片中可见最晚印鉴应是“景行维贤”印，故民国时应在完颜景贤处。
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中国书画院院士和北京市楹联学会书画院会员。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书画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珍藏邮册》发表几十幅作品。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曾在《中华志愿者》、《采风中国》、《河北当代书画》、《中国周刊》、《聚焦当代艺术》等杂志发表作品，2021年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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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姓氏文化学者冯志亮先生曾赠送著名书法家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七言律诗一首：“临池不辍五十载，毫锥衔墨似盘星；静室雅斋映明月，道法无为依清风。门下已有三千客，胸中布满十万兵；不问凡间纷扰事，只听世外雅歌声。”这首诗客观的证明了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字如其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格，又体现了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在书法文艺上的高超技艺和锲而不舍的坚韧精神，也反映出了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桃李满天下且不为俗世所扰的高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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