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后期：社会化环境的作用

（摘自《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第三卷第9章【自我】）

青春后期：社会化环境的作用

新近的研究表明，解决潜在冲突特征对某些角色配对组合而言更难，女性格外如此。例如，当结合了所有配对后，不同角色间被识别出的对立特征的数量并未减少。对较大青少年女性而言，这个数字实际上是进一步上升的。本研究中设置了六种角色，这六种角色产生的新数据可能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新角色的加入增加了察觉对立特征的概率。本研究中有15种可能包含冲突的角色配对组合，而原始研究中只有6种。为增加角色数量，我们还对分别与母亲或父亲在一起时的自我特征进行了区分（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只要求报告与父母在一起时的自我）。

对和父母一方在一起时的自我特征的区分潜在地提高了两者各自的特征与同伴角色特征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处于青春中期至后期的青少年所举的例子包括：在母亲面前是个急性子，但在恋爱关系中却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对父亲非常恭敬，但在朋友面前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对父亲非常冷漠，但对爱恋对象非常体贴。由于青少年渴望从父母那里获得自主权，而同伴群体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这使得我们预期与父亲和母亲在一起表现出的特征会非常不同于与同伴（如，朋友或恋爱对象）在一起时的特征，导致更大的冲突可能性。

对与父亲和与母亲在一起时的自我的区分，还可能造成分别与双方在一起时的特征的对立。在案例中也可以发现这种与父母各自关系中的自我特征的冲突，案例中的青少年感到自己与父亲在一起时明显比与母亲在一起时成熟。并且，这种冲突在青春中期就已经有所显现，我们案例中的青少年表示她和母亲很“亲密”，但和父亲很“疏远”。当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时，这种差异就会很成问题，比如吃饭时的交谈。

通过关系配对进一步细分这些结果后发现，与母亲在一起时的自我和与父亲在一起时的自我之间最易出现对立特征和相应的冲突。这种模式起始于青春中期，到青春后期不断增强。我们的一个后续研究的结果重复印证了这一模式，具体的实例包括与母亲亲密但与父亲疏远；在母亲面前很固执，但在父亲面前很恭敬；对母亲敞开心扉，但对父亲做不到这一点；和母亲在一起时很轻松，但和父亲在一起时很防御；与母亲敌对，但与父亲关系融洽。这些与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时自我的对立特征及相应的冲突，在较大的女孩身上激增得尤为明显。

较大的女性青少年表示冲突有所增加，而男性并没有表示存在这种情况。现有的认知发展理论尚不能彻底解释这一现象。与父母在一起时的特征的区分似乎使得某些青少年在认知上更加难以解决这些由不同角色引起的冲突（与母亲或与父亲在一起时的对立特征所导致的冲突）或使之正常化。对与父母的特征和与同伴在一起时个人表现出的特点之间的矛盾，情况也同样如此。与同伴和与父母在一起时的自我的冲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成长中的青少年需要更多的自主权。但为什么青少年（尤其是女性）与母亲、父亲相处特点的差异也会不断增加呢？

在此我们只能进行一些推测。家庭治疗学家发现，儿童与青少年通常会与父母双方建立起不同的关系，每段关系的主要特征之间会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导致这种动态变化的原因在于每个家长都会试图在子女身上培育起他自己重视的一套理想特征。

首先，父母鼓励和强化青少年人格的不同方面，这会使青少年陷入一种挣扎，引发对立特征及相应的冲突。

其次，与父亲和与母亲在一起的两种角色发生在同一个情境之下（如，家庭），而其他的多重角色往往不会同时被调动起来。这些特定的条件会加剧青少年分别与父母相处时的角色矛盾和冲突体验。这些家庭动力作用似乎也关系到青少年跨角色对立特征数量的上升，尤其是女性对自己与父母在一起时的不同行为更为敏感。正如之前在青春中期所看到的，女性对关系表现出更多的关注，这会进一步凸显对立的特征。女性青少年会感到，在与父母的关系中始终保持一致，对维持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前文所示，要完成这个任务是相当困难的。

虽然性别差异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对女性的重要性胜过男性，但有关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个体化和建立自主性的过程中，维持与父母的关系对两性青少年而言都非常重要。正如案例中的被试所说，读大学变得独立对他很重要，在家和父母在一起也很重要。

诸如家庭等情境因素从而和认知发展共同作用于青少年体验到的对立特征和冲突内容。在 Kennedy 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中也体现了情境的作用。Kennedy 沿用我们的方法对比了美国和韩国的青少年的自我理解。他发现这两个文化中青少年的冲突的峰值年龄阶段存在差异。韩国青少年报告在10年级和12年级时对立特征冲突明显增加，Kennedy 将之归为学校对这个年级段的青少年提出的要求所致。在韩国，10年级是高中一年级，新生会被分到高级班和低级班，这种关系让很多10年级生感到压抑。Kennedy 认为这些要求压迫了自我系统，破坏了学生自我感的稳定性，他们拼命在高中的同伴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到12年级，学校情境又会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要积极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这种压力导致青少年需要面对平衡学业要求、同伴关系和家庭责任关系的挑战，导致冲突的加剧。

今后的研究应该关注这些情景因素，并尝试更直接地评估潜在的过程。就此再看我们的发现，应致力于确定，是否双亲共同生活的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与父亲、母亲交往的自我特征冲突更为剧烈，或者，父母离异或分居青少年与父母关系之间的自我特征的冲突更为强烈。我的假设之一是，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使青少年难以回避父母同时提出不同要求时的特征冲突。或者另一种情形，离异也会导致冲突的加剧。在恶劣的分居情境下，父母的任何一方都会非常强调他们希望青少年展现的特征，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中，青少年沦为了任人摆布的棋子。这些过程都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研究内容。

最后，有关自我发展变化的纵向研究结果表明，自尊或整体自我价值感在青春后期会有所提高。针对这种变化，有研究者提出了多种解释，根据 James 的论述，导致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个人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个人志向和成就之间差距的减小。正如上述案例所示，与几年前相比，他现在更自尊，并且观察到“我现在的状态基本上就是我的理想状态。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我都做得很好，比如取得好的成绩和做一个有道德感的人”。个人自主权和选择自由的获得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有了更多选择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的表现机会。按照镜像作为理论，这种自由带给个人更多的机会来选择那些有利于促进或提高自尊的支持群体。更强的角色扮演能力也使较大青少年能表现出社会接纳度更高的行为，提高他人对自我的评价。他人对自我的赞许态度就这样被内化为积极的自我价值感。

这些他人中也包括父母。尽管普遍认为，在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同伴的影响递增，而父母的影响减弱，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后半句的说法。正如我们的案例被试所述：“父母对我的看法对我而言仍然非常重要。”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同学的认同和整体自尊之间的相关性的确会在儿童期和青春期不断增长，但在儿童期父母认同和整体自尊之间很高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为青春期的到来而减少。然而对那些离家读书的大学生而言，后者的相关的确有所下降。

在整个高中时期，随着青少年区分能力（如，区分和母亲与和父亲在一起时的自尊）的提高，对自尊的具体评价仍然会随着不同的关系情境而变化。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对绝大多数个体而言，在某些特定关系领域的自尊与整体自尊的相关性比其他所有情境与整体自尊的相关要高得多。居于要位的具体领域则因人而异。例如，对我们案例中的青少年而言，学术领域对作为学生的自我而言是最重要的（“这大概是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他在该情境中的自尊要高于其他领域。因此，专注于这个特定情境似乎是极具适应性的，因为这对整体自尊都起到了更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