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新年号为“令和”，这个年号也将在5月1日正式启用，这是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在皇位继承前就公布新年号。
就在大众热议新年号的同时，中国古代典籍的热度悄然攀高，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日本的年号与中国文化有着怎样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呢？
日本的新年号“令和”二字取自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诗集《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细心的民众发现，这两个字也同样出现在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之中，原文为：“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
日本自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的247个可辨明出处的年号都是取自于中国的文化典籍，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
除了在取年号时参考了大量中国典籍外，日本的年号制度其实也是源自于中国。作为帝王表示统治时间的一种方式，年号最早是由汉武帝所创立的，直至1911年结束封建帝制为止，年号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明代以前，一位皇帝可以使用多个年号，比如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曾使用过：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大足、圣历等共计18个年号，在明代以后，年号才逐渐形成一位皇帝对应一个年号的制度。
中国年号对日本的影响，可以直观地从中日同用年号表看出，在命名年号时，日本大量选用了中国曾使用过的年号，反映出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日本对国家发展的期望。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也在极大程度上推动着日本文化的形成与改进，自先秦中日开始文化交流以来，日本先后学习了儒家思想、书法、茶文化等中国文化艺术瑰宝，并巧妙地融入进自身的文化发展之中。
拥有“书圣”之称的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作品历来就受到各国书法爱好者的追捧和热爱，日本平安时代的草书书法名家小野道风就深受王羲之的影响，被称为“羲之再世”。
小野道风的代表作《玉泉帖》用笔灵动、浓淡干湿，颇显奔放洒脱之情怀，一笔一划之间既有王羲之的大气自然，又有颜真卿的饱满气势，是日本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家。
作为小野道风等一众日本书法家学习的对象，王羲之的草书堪称一绝，他的笔力雄厚流畅，蕴含饱满的情绪张力，在书法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初月帖》是王羲之流传至今留存最好的书帖之一，整篇字帖结字大小不一，或长或短，或平正或倚斜，皆随字形和性情而定，行字不求垂直匀称，行距不求密疏划一，这就决定了此帖的错落跌宕、变幻莫测的整个面貌。
谈及王羲之的书法就不得不提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它的特点在于章法自然、气韵生动，将艺术美感与行文相结合，凸显出落笔时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畅快心境。
王羲之予情于字、情文并茂，将书法的玄妙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历代行书学者学习的典范之作。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天下第二行书”，这篇书法作品是他为在安史之乱中为国捐躯的侄子颜季明所写，在书写的过程中，悲愤、激昂的情绪随着每一次运笔跃然纸上。
颜真卿饱含深刻情感一笔而成这幅巨作，行文磅礴有力，甚至在墨干时仍不忘提笔疾书，因此造就了川流不息的气韵与浓淡相宜的表达效果。
无论是年号还是艺术文化，中华文明对于日本及周边东亚国家都拥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至今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加快，许多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力度和认知度正逐渐降低，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用优秀文化联系未来，构建起中国现代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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