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去大儿子的同学家玩。客厅照例有面照片墙。从褪色到新鲜的照片,满满当当,目不暇接。主人家夫妇俩的结婚照,印着日期。小憨(我家孩子他爸)一看,立马发现有异:办这婚礼的时候,我家老大都生出来了。我家老大生出来了,主人家老大就更早生出来了。
当日的谈话气氛,是心到口到,也叫口无遮拦。于是和女主人说笑此事。一屋子的笑声里,掺杂着对历史的清楚记忆,对宽松现状的感念。这位女主人,是我们儿子班里礼物与节庆事宜的金牌组织者,遇有老师生日、离职、结婚、生子、过圣诞节,她往往出面组织,点子多,协调能力强。最近正协调给班里一位老师的婚礼一个惊喜,这位老师身怀六甲,而且是第二胎。对我家儿子来说,还有一场重要的婚礼,说着说着已到了眼前。他们的奶奶,即我的婆婆,月底就要和她同居了十五年的男朋友结婚。
我婆婆有位亲姐姐,上世纪六十年代,未婚先孕,惊恐失措。父亲身为清教牧师,传统、严苛,不苟言笑。 姐姐和男友自己当然不敢跟父亲去禀报,央了一位父亲的同辈长者,有身份地位,去说破此事。父亲至少不敢对这位长者爆发脾气。允婚,但不许穿白婚纱,只能穿粉红。
听完这通往事,周末这家的女主人自然想起她的祖母,上世纪二十年代,也是未婚先孕,家里不许她在村子里成婚,只能去临近的市镇,穿黑婚纱结婚。就是这位祖母,丈夫后来赴二战,俘入苏联战俘营,50年代方还家,家里三个娃——最小的女娃,在父亲走时,还在娘胎里——祖母一个人拉扯大。祖母是位女汉子,出入乡村酒馆打牌,当时打牌是纯爷们儿的娱乐,那种场所见不到女性。
就不接着跑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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