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读历史，最常见的读法是把历史当成故事来读，但只要你想透彻地了解历史，了解社会的运作，重要的奏章不可忽略。
前面说到的苏轼写给宋神宗的那封万言书，就是必读的一封奏章，里边涉及苏轼和王安石的争论，问题很复杂，很有争议性，甚至在今天也没有定论。这就是要富国强兵，还是要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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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章的一开篇，苏轼就批判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富国强兵。
我们先把“强兵”放在一边，来谈富国。
苏轼说，自从新法一出，天下人都在非议。怎样非议呢？苏轼原文有这样两句：“谓天子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
这两句话看似平平淡淡，其实火力很强，不但批评王安石，而且直接把宋神宗和王安石说成一对昏君和奸臣的搭档了。
前一句话立足于《孟子》的政治哲学。《孟子》全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在讲统治者不能谈利益，只能谈仁义，因为谈利益会导致上行下效，人人各逐私利，当国家没有了向心力，也就离亡国不远了。
后一句话立足于《大学》的政治哲学。《大学》有一句名言：“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意思是说，如果只能二选一，那么宁可要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也不要那些能为国库增收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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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当然不是提倡过穷日子，而是认为在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当中，必须始终把公平放在第一位，效率只能是公平的副产品。
如果反过来搞，必然导致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政府尤其不能逐利，道理就是《大学》的另一句名言所说的：“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这话意味着，在儒家眼里，政府只应该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不应该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政府的角色是管理者，而不是经营者，是裁判，而不是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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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该做的，是维系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让老百姓可以通过正当手段赚来美好生活，这就是儒家常讲的“藏富于民”。如果政府既当裁判，也当球员，那就叫“与民争利”，政府和商人还有什么区别？
在重农贱商的古代传统里，政府如果变成全社会最大的一个商家，实在很可耻，不但会败坏社会风气，就连统治的合法性都会瓦解。
苏轼认为，王安石搞的变法，实质上就是与民争利，把政府当成公司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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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毕竟生活在儒家语境下，就算再想富国强兵，也不愿意当一个与民争利的聚敛之臣。所以他的主张是：在不增加税赋的前提下，增加政府的营收。怎么做到呢，这就要靠高明的理财手段。
王安石相信，自己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就是一整套高明的理财手段。至于皇帝和宰相该不该把政府营收作为首要国策，虽然从儒家传统来看很不应该，但社会毕竟变了，朝廷的财政吃紧都已经是火烧眉毛的态势了，事急也只能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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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意见是多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无论对错，都有强悍的理据支撑。以苏轼的灵活头脑，当然不可能食古不化。
苏轼坦率承认古今变迁，他在万言书里有两句很精辟的话：“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
意思是，在封建制的时代，家国一体，统治者就是血缘上的大家长，大家长有义务养孩子，也有权利得到孩子的赡养，而政府作为大家长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政府成员基本都是家族长老，他们给老百姓分配耕地，对老百姓要求相应的回报，这就属于大河有水小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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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北宋，社会结构变了，封建制早已经变成了郡县制，皇帝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大家长，但在血缘关系上，并不真的就是民之父母，各级官员也不再是皇帝的亲族，而是外姓的政府雇员。至于老百姓，必须自谋生路，然后或者上税，或者服役，来供养政府，这就属于小河有水大河满。
这个问题苏轼只是点到为止。但有一个问题应该可以说清，那就是无论大河有水还是小河有水，在苏轼看来，水是有一个总量的，大河里的水多了，小河里的水必然减少，反之亦然。而王安石所谓理财，是要在小河水量不会减少的前提下，让大河的水量增加，这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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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苏轼坚定地站在司马光的一边。司马光有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说天下财富，不在民则在官，不可能凭空多出来。所以，只要大河水量增加，一定意味着小河水量减少。
到底怎样理解财富
这种零和博弈的观点可以成立吗？这要取决于人们到底怎样理解财富。
我们可以看看苏轼自己身上的一件事：他被贬黄州的时候，生计很艰难，他发现黄州有猪，但当地人不吃猪肉。
他为此还写了一篇《猪肉颂》，其中谈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意思是说，黄州的猪肉品质很好，但价格低得不像话，这是因为富贵人家不愿意吃，穷人家不会吃。没人买，当然卖不出价。
中国人吃猪肉的历史其实很短，直到明清两代，猪肉才成为肉食当中的主要品类。历代名医对猪肉有很多差评，说猪肉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诸如伤寒、疟疾、肺病、痔疮。如果猪肉和姜一起吃，还能让人中风、发癫痫，连医圣孙思邈都这么讲。
苏轼当然了解这些风险，但生活所迫，必须壮起胆子吃猪肉。越吃就越会做，竟然也没吃出毛病，东坡肉的做法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只要黄州人学会烹调方法，猪肉就能马上变废为宝。如果王安石看到这个例子，应该会说：猪肉还是从前那些猪肉，没有任何变化，但财富增加了。变法要做的事，就相当于扭转黄州人对猪肉的错误认识，再教会他们东坡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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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吗？不一定，因为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东坡肉可以申请知识产权，属于苏轼的脑力劳动成果，这已经不是调节存量，而是产生增量了。
至于改变黄州人的固有观念，这要耗费惊人的宣传成本，移风易俗谈何容易。即便在今天，我们要破除中老年养生保健公众号的害人知识尚且难上加难，何况在宋朝打破医学界的公论。
当然，无论苏轼还是王安石，对“什么是财富”的理解都还停留在宋朝的思维水平，他们所谓的财富，基本是由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构成的，如果还可以加进去什么项目的话，那就是服役了，包括劳役和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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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所谓在赋税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收入，如果他能想到东坡肉那一层，确实比较前卫，苏轼不理解也很正常，但王安石的思路无非就是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苏轼应该不难想通。他想不通的，是王安石搞的这些优化方案要么只会添乱，要么虽然可以收效于一时，却贻害无穷。
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创造额外的财富吗？在王安石看来，当然可以。
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如果请王安石处理黄州猪肉问题，他最有可能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把“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的信息散布出去，如果方便的话，直接散布到那些有吃猪肉传统的地区，信息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接下来就自然会有逐利的商人到黄州采购猪肉，贱卖贵买，朝廷再对这些商人高额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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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黄州人得到了额外的猪肉收入，商人和朝廷赚到了钱，其他地区的老百姓吃到了黄州猪肉。
在没有任何人的福利因此受损的前提下，皆大欢喜，这就是经济学中概念里的“帕累托改进”。
王安石如果嫌收税收得不多的话，还可以搞猪肉官营，由朝廷垄断猪肉交易。朝廷直接从猪身上赚取垄断利润，这更符合王安石的风格。
那么，无论征收猪肉税还是猪肉官营，算不算与民争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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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定会点头，因为这本来是商人该赚的钱，却被政府赚了去。朝廷这样做也没什么高明的，不过是采取了商人思维，把自己当成公司来经营了。更糟的是，在商人真正的而不是我们假想的盈利范畴里，王安石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王安石并不否认，当然也无从否认，但在他看来，这不叫与民争利，至多算是与奸民争利，因为商人就不该赚那么多钱。
正是这些奸诈的商人，搞得社会上贫富悬殊，政府里财政吃紧，淳朴的社会风气也被败坏掉了。
所以，从商人嘴里夺食，是一个负责任的朝廷应尽的义务。这怎么能叫与民争利呢？这明明就叫抑制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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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轼和王安石的核心分歧是：苏轼认为好的朝廷应该藏富于民，不该与民争利，王安石认为朝廷应该与奸民争利，从而富国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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