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二节、科举与国考（2）
目前我国与公务员制度有关的法规是1993年8月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个条例与西方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相比，不仅在数量上不够，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加快与公务员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公务员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的内在需要。
早在1989年，最早的公务员考试就在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分单位开始举行，那时，公务员考试叫做“中央国家机关补充工作人员考试”，主要是针对个别部、委、办、局举办，不是全国统一考试。1989-1993，考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占10%）和公共基础知识（占90%），当时，对于能力的考查还在其次，而死记硬背式的公共基础占据90%的分数（主要含哲学、毛概、邓论、政治经济学、法律基础、行政管理、文秘知识等）。1997年底，最初的中央、国家机关考试开始采取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考的方式。同时，也拟定了考试的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知识》，2000年再次调整为《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公共基础知识》、《申论》。一些地方，根据工作职别的划分，取消了《公共基础知识》的考试科目。但是，其它两科，却被一直延续保留下来。阿拉国家的国考（公务员招聘考）从1997年开始执行至今，效果不错一大进步。
从恢复国考就说明中国的传统有很强的生命力，反过来也说明了阿拉的体制创新也不够，为了防止寻阻也只能采取科举这一手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阿拉又回到100多年前的科举时代，玩穿越。人家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阿拉到了而立之年又讲，唯有读书高，万般皆下品。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文革结束后，要重用知识分子；要让作为领导阶级而没有文化水平的领导让位，提出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学历，文凭，专业职称就成了最好的工具。八十年代好像有个文件，24级（最低级别）的国家干部要高中文凭，没有高中文凭的回到工人队伍中去，一刀切下来受伤额人可不少。
我读夜校的数学老师，文革前师专（中专）毕业生，在市八中学教数学，好了到八十年代讲文凭了，日校老师木有大学文凭待不下去了，只好到夜校做老师了，侬讲伊想得通伐。冒五十岁额人叫人家去考大学文凭，想出来额人真叫脑子进水了，吃饱饭木有事体做了。还有我朋友额小囡师范中专毕业做小学老师。好了，也要叫伊去考大专文凭，还要专业对口侬混也勿好混（否则到业余夜大去混一只文凭），考不出只好辞职改行。侬要“复辟”也要有个过程额，像现在搞改革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文革额损失那能好搞一刀切，让老百姓来承担呢。侬像阿拉卫生学校（卫校属中专）毕业生，工作后要去考初中文凭，文革中读额书不算额，朋友帮帮忙好伐！
我是外科医生，急诊间要翻三班，病房直班要一天半（28额小时，晚上好困一些额），门诊八额钟头看下来人也差不多了（很累了），夜里还要读夜校。像我“早恋”“早婚”还要带小囡，侬讲读得好书伐。所以阿拉卫校毕业的，据我晓得恢复高考后考入全日制大学额基本木有，包送读医院办的“七二一”大学有额，后来学历又不承认。读电大和夜大的学历都承认额，在区级医院还好混混，在教学医院“日节”就难混了，除非侬再去考研究生，否则侬只好离开临床工作（那怕侬考出医师资格证书都没有用，调离内外科或者改行）。迪额辰光讲文凭讲学历结棍了。听讲，市九医院外科姓顾额主任开刀木有闲话了，尤其直肠肿瘤开了特别好，就是大专文凭木有升到教授，只好跑路到纺织医院去了。因木有相对应额文凭而离开自己爱好的专业不计其数，这也是对人才的浪费。
所以讲，现在“科举”起来比一百年前还要不讲道理。弄到后头来，高中老师最好是研究生，三级甲等教学医院最好是博士生。医科大学毕业生在新世纪初木有关系是进不了上海的三级甲等医院。这是学历讲过头，还是上海医生太多，如果坐个门诊也要研究生和博士生，“迪能介”(这么样)真是中国病人的“福音”。结果学医额学生大量减少，十年后的今天许多医院招不到医生，造成上海各级医院看病难，医患矛盾激化。“文革产”额中专生（伊拉通过自学都通过了执业医师额资格考试，获得了资格证书），教学医院勿要还有点道理（中专生不能带大学生），但区级医院和社区医院也勿要这可就没有道理了。
没有高中文凭国家干部就木有做了，所以我读夜校额辰光，夜校生意特别好常常一个班级坐满。最有名额夜校是农工民主党办额前进夜校，拉米拉了不少。迪额辰光管了比效松，有些大年龄额公务员叫小囡或者朋友代考的也有额，老师看看伊拉也作孽放水也有额。
有些人家文革中参军入党提干，复员做额科级干部侬叫人家去拿高中文凭，人家三代码头工人出生，本来就看不惯知识分子，对读书也勿感兴趣，哪能考的出。拿勿到文凭只好享受干部待遇（叫以工代干）科长额位子木有了。科长也算一方诸侯权力不大，油水可不少，考不出侬也木有办法只好让位。我有额朋友在大宾馆里做厨师，烧得一手好菜结果伊三级厨师资格证书木有考出，只好调到后勤做采购。侬讲有毛病伐做厨师也要考试，侬考考应为（实践操作烧菜）也就算了，还要考应知（理论笔试），哪一天领结婚证书也要考应知应为了。
到后来不对了，厂长、经理、院长、科长，业余大学文凭不吃香了，到社科院去混研究生了。部省级领导清华，北大在职博士也多起来了。各大学额夜大，在职研究生班，生源滚滚，大家懂额财源也滚滚（听说领导都好报销额，十几万也无所谓额）。有铜铀额民企老板也要搞额MBA、EMBA。国内不来赛弄个美国、英国额给侬看看。老早基辛格博士来中国访问听到博士老希奇额，现在侬听到博士侬会讲有啥希奇，人家是博士后比侬还吃格。
人家讲：要管好公务员和机关事业单位额朋友，最好额办法就是考试。因为侬是铁饭碗有不好硬来，要侬听闲话“那能办”（就是怎么办）就是通过考试给侬压力，题目都是领导出额要侬不及格不要太便当。侬考试考不好也就不管“老卵”了，只好老老实实听领导额闲话了，这也是一种领导方法。所以讲，迪额辰光公务员和事业意单位额朋友也蛮“吃酸”额，为了应付考试工作也木有心相了，混得着文凭额“日节”好过额，升官发财，混不着辞职下海也蛮多额。
这里我引用一段陈丹青对文凭的看法：“世界上的重要艺术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连高中都没上。凡·高就是个病人，毕加索也没有大学文凭。当今中国，需要文凭，为了就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你就得拿个文凭。 受过小学教育而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太多了；受了大学教育而一事无成的人，也太多了。“学历”与“成就”应是正比，不是这样的。”
风水轮流转，一转就穿越到一千多年前额“科举制”上去了。迪额辰光“国考”老重要额，有张文凭也老重要额，就像当年考上进士一样，文凭能换黄金屋，文凭能招颜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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