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评价时间呢？既好又不好，它印证了一切不好的，也见证了一切幸福的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啤酒肚越来越突出了，买衣服尺码都摸不准了，身体也不似之前那么硬朗，经常腰疼，腿疼，肩膀疼，时间在一点一点的催促着他的老去，世事无常，珍惜现在。
敦煌
目前敦煌研究院研究院收藏的艺术临摹品大多是在初期产生的，这些临摹品还在国内外进行展出，弘扬敦煌艺术，常书鸿这位老院长拥有艺术家的敏锐眼光，他让敦煌石窟艺术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被广为关注，从此吸引了更多专家学者投入到对敦煌石窟图像的研究中去。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接替了年迈的常书鸿，成为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2任所长。邓文杰上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这期间，敦煌学研究在大陆是一片空白，与此同时英法日美等国家的研究却有了很大发展，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成为了海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基地，到了70年代日本的研究更是到了新的高度，他们从英国、中国和苏联找到了很多新的东方文献材料，发布了敦煌佛教史，经济史，洞窟艺术以及敦煌佛教社会等方面的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国际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的说法。文革这一耽误，敦煌学研究现状更让邓文杰焦虑不安，在杜文杰的带领下，研究人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为我国东方学研究开拓道路。1998年《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了，这本词典汇集了季羡林等100多位权威学者的力量，历时10余年编撰而成，里面共收录了6900多个词条，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是国内外敦煌学校的重要参考工具书。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成了敦煌研究院，1998年，樊锦诗接替常书鸿和段文杰之后，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3任院长。刚一上任他就碰到了前任们都没有遇到了新问题，就是游客数量暴增。1979年，莫高窟正式对社会开放到，一年参观人数只有1万人次，2001年这个人数已经达到了31万了，而莫高窟大多数洞窟面积狭小，过量的游客进入洞窟容易造成损坏，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和人体温度，也会改变洞窟内的温度和湿度的微环境，不知不觉中损害壁画和彩塑，但是地方管理部门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随着莫高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人打起莫高窟的主意，想把莫高窟变成摇钱树，甚至有部门计划要将敦煌纳入大景区规划，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好进一步让旅游大开发火上加火。对此，樊锦诗寝食难安，他知道把莫高窟交给企业，就很难顾及文物的安全，只要一想到这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冷汗。他决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给甘肃省领导写了一封详细的信，明确表示旅游开发应该注意保护莫高窟，这封信曾曾上报，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最后敦煌研究院终于保住了莫高窟的管理权，为此她瘦了整整10斤。但是观众不断增长的参观热情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到底该如何破解呢？她想到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数字信息技术，她产生了两个构想：一是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和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永久保留莫高窟的模样，成为东方艺术的重要档案资料；第2个想法是以球幕电影的形式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加工成数字图像，让观众不进洞窟，也可以有身临其境之感。2003年开始，2003年开始，樊锦诗就开始落实行动了，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数字研究中心，用了整整7年时间，拍摄了10万张照片，完成了27个主要洞窟的数字化研究院，又组织了近百人的专业创作团队，就4年多的时间创作出了两部20分钟的影片，分别是展现敦煌1600多年历史的纪录片，《千年莫高》和呈现真实动作空间的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电影虽然只有20分钟，幕后的工作可是海量的，比如《梦幻佛宫》是对11个典型洞窟进行真实图像还原，每个要拍4000至5000张照片，较大的洞窟甚至需要拍4万多张，然后对这些照片反复试验拼接和修正，洞窟的结构则是采取了三维建模的方式，先形成黑白的三维模型，再把洞窟壁画头像纹理绑定到三维模型上给它上色，从而展现出与实际动物一致的营销效果，这些设施投入使用后，游客可以将高清电影观看和实体体验相结合进行参观，减少了在洞窟滞留的时间，也降低为了洞窟开放对文物保护的压力，在这些巨大工程落地的时候，她已经快80岁了。
2015年繁简师从当了17年的院长职务上卸任，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继续为敦煌奔波，他早已过了普通人退休的年纪，本来是可以回到上海老家安享晚年的，可是他主动选择留在敦煌，她已经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享受清晨照进洞窟的第一缕朝阳，然后看见壁画上菩萨的微笑。直到现在，每年过年他还是喜欢留在敦煌，大年初一的时候搬个小马扎坐在洞里看看壁画，黄昏的时候他会去爬三危山，在那里可以看见整个莫高窟那些密集的洞窟，好像蜂巢一样分布在山崖上，像成千上百双饱含沧桑的眼睛映衬着大漠辽阔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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