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家具的发展过程中，形制的变化主要围绕席地而坐和垂足而坐两种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实现了由低型向高型家具的转变。这种重大转变的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汉代以前家具以低型家具为主，从南北朝开始，高型家具开始出现，从而使这个时期成为家具发展史上重要的过渡时期。
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在长达三百六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政治不稳定，战乱频繁，人民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急于寻求精神依靠。这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北方，大量的石窟、造像被开凿出来；南方，大批的寺院被修建起来。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反映了当时佛教的流行程度。
这一时期也是玄学与佛教合流时期。佛教的大乘空宗思想又与老庄玄学思想类似，一个讲“空”，一个讲“无”。在老庄玄学的影响下，达官贵族们追求奢华的生活，园林成为宴饮宾客的游乐场所；文人士大夫们崇尚清谈，园林成为他们寄情山水的载体。于是，当时的大都市如建康、洛阳，私家园林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他们将自然山水风景再现于有限的空间内。而园林中宴饮游乐，形式多样，打破了完全席地而坐的模式。而成就《兰亭序》的曲水流觞就是在这样的私家园林中进行的。
从实物出土的南朝墓葬砖画中，共有三幅《竹林七贤》，其中南京西善桥出土的一幅，画面中除了有魏晋时期的名士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等竹林七贤外，还有春秋时期的高士荣启期。从这些砖画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起居形式方面的变化。砖画中的他们或侧身斜坐，或盘足平坐，或后斜倚靠。这些新的起居形式对家具的发展，形制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朝墓葬砖画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
而东晋番役制度的确立，南朝纳资代役制度的实行，让工人自由度增大，手工业者还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经营，能够较自由地进行生产和技术改造。这些都促进了各种工艺的发展。
而战争导致的迁徙也促进了各族人民生活方式、文化和工艺技术的交融。印度僧人和西域工匠纷纷来到中原，我国在吸收融希腊、波斯风格为一体的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家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
从生活起居方式看，北方十六国的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有他们垂足而坐的高坐具——方凳、胡床、蹄、椅子和隐囊等。席地而坐一统中原的传统被打破。
敦煌257窟西壁中层的壁画中，佛徒须摩提女垂足坐在方凳上。签蹄是一种用藤或草编制而成的类似束腰长鼓的高型坐具。在敦煌285窟和龙门石窟的壁画与浮雕中均有签蹄出现。迄今为止，我国见到的最早的对椅子形象的描绘，出现在敦煌285窟的西魏壁画中。隐囊是一种类似圆筒状的靠枕，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校书图》中均可见到。
家具新成员曲凭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一种新的家具形式。汉几多陈于床榻前，凭几多放在胸前用作倚靠。两晋时的“曲几三足以丹漆之”，扁圆形呈弧条状，其下有高足三个，仿照兽腿形状。足端向外，其功能已经接近椅凳，可供坐卧、凭靠、扶持。
屏风在魏晋南北朝也同样盛行。晋人吴隐之，曾用竹篷做屏风。山西大同东南郊石家塞村的北魏墓中出土了彩绘漆屏风。屏风板面涂以红漆，然后用黑色线条描绘人物故事。人物的面部和服饰用白、黄、绿、橙、蓝等各色漆涂饰。
魏晋延续秦汉时期以床榻为起居中心的方式，这个时期床的种类繁多。这在《女史箴图》和《校书图》中可以得以印证。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画卷，画卷中的床已有一定高度，并且装饰比秦汉时期更繁冗，床足为壶门，屏与床连成一体。这是一种带屏床，就是将屏风与床相结合而成的新式家具。魏晋南北朝的案制继续完善和发展，虽然沿袭了以前的曲栅横附式，但正逐渐向直足式演变。
北齐《校书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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