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月中旬，到现在，断断续续地封控，足不出户，小区动不动爆出一两例阳性，中间曾解封过一周时间。
那周时间，我们迫不及待去上班了。一份工作最大的好处不是清闲，而是离得近。
尤其当步行的那段路程还是穿越一个有小桥流水，和全新彩色跑道的公园时。
工作有专门的场地，会让人精神更加集中，什么时间和场所做什么事，久而久之，身体和大脑都有了自动反应机制。
那周时间把孩子放在校外托管班，一个老师看着他上网课写作业，更多的是提供让小孩呆一整天的场所。
大家都还感觉过得去。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我们又再次被封控了。
这一次似乎比想象的要漫长，随着每日阳性数据飙升，预期的解封时间一次次往后推。
别人家的工作可能疫情期间就像是在放假，我们家的工作则是大家换了一个更恶劣的环境继续着以前的强度。
在这个租来的小两室里，常常觉得自己的身体太大了，一家三口也嫌多了。要想离学校近，还得忍受它相对的老旧，以及光照的稀少。
上海本来就是个雨水多、潮湿、阳光相对少的城市，加上我们就在海边，加上房子采光的局限。还是难免有些时候怀念西安的那些好天气，干燥的有尘土味儿的阳光，那些相对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只是用来怀念、哀叹或者后悔的时间是几乎没有的，我得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在这个有些阴冷的还是冬天的小房间里。
工作是对一个人的精神救赎，公司在疫情期间的严格管理——早上两个早会，晚上写日报，有任何事情随时拉视频会，这些看起来让打工人反感的动作，其实帮助我们规范了居家的日常节奏。
最晚七点半到八点也得起床，准备一些简单的早餐。八点半我和爸爸都开始视频会议，孩子则为九点的网课做准备。
整个上午，工作的工作，上网课的上网课。
到了中午，我得义不容辞地去做午饭。
做饭这件事情，我向来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做熟能吃就行了。又执着于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又没有多少功夫去精雕细琢，最后的成果只能用寡淡来形容。幸亏大家没有别的选择，吃饭回归最原始的充饥功能，对它的要求也变得单纯。我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吃呗。
母亲走时英明地给冰箱冷冻室塞满了她做好的馅饼包子和干粮水饺，在关键时刻简直救了我们的命。有时候我的工作也忙得不可开交，只能用十几分钟时间煮冻好的食物，让我们能够规律地吃上一顿饱饭。
政府的物资已经送来两次，蔬菜、牛奶、鸡蛋，据说马上要送来第三波，会有肉。
厨房除了是我的战场，有时也是解压的地方。仔细地清洗、切碎蔬菜，去搅拌，撒上一点点盐，这些活动似乎都在为前半天僵坐的肢体注入新鲜的氧气。
除了厨房，还有打扫整理的工作。记得当年在父母蜗居的单元楼公共洗碗池边看着发绿的青苔一阵干呕。对于有轻微洁癖的人，恨不得家里一切都是新的，租来的旧房间，尽管一次次擦洗过了，在一次次重新变得混乱和污染后，还是觉得心灰意懒。
然而能留给心灰的时间是不多的，小小的卫生间总要下手去清洁去整理。小时候祖母有句口头禅，人怕干活，活怕人干。真的去做了，也没有那么为难，当一个角落重新变得整齐干净，便觉得租来的旧房子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
幸亏有个三天假期，给人一些安慰。
到了假期，人终于松弛一些，发现家里物资不多，要开始补充蔬菜水果和肉类了。打开盒马和京东，空空如也的页面提醒着这是个非常时期，打开叮咚，区域运力永远不足，终于意识到，公共平台是没有指望了。
在各种小区社群里寻找买菜买水果买肉买面包的蛛丝马迹，忙活半天，终于找到几个渠道。
又忙活了半天，确定了几个靠谱团购，搭配想要的各类食物，下单付钱，盯着群里的消息，等着物资送上门。
到了后半夜，终于收到两批购买的蔬菜和水果，价格固然比平时贵了两倍多，东西都还不错，送货的人和群里组织的人还在忙碌着。
平时唾手可得的寻常物品，在此刻散发着珍贵的光芒。群里还会不断有人埋怨，挑三拣四。是的，买点食物就像走私一样困难，虽然多掏了一点钱，虽然牵肠挂肚大半天，还是要感谢这些组织团购的人，那些顶风在半夜送来物资的人。
有家女老板，把一大包蔬菜水果帮我放在小区门口两个多小时了，也没顾上找我收钱。在疫情期间，想象着就像战时，陌生人之间也要无缘无故去相信去依靠。
之前的很多天里，我没太感觉到志愿者的重要，喊人们下楼做核酸，发放试剂盒，维持排队秩序，因为看得多了，也因为是面向大批人群的服务，竟让人觉得他们职责所在，理所应当。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家的天然气突然点不着火了，爸爸买了天然气，试了两下说好像哪里坏了，就匆匆开会去了。那个时候，晚上七点多了，孩子还没有吃晚饭。
天然气卡器装在冰箱顶上黑暗的橱柜角落里，非常难够到，我踩着一张小圆椅子，踮着脚，试图去观察卡器上的数字，什么也看不见，插孔也几乎够不着。
我挣扎着去摸电池，手感是一层细细的水珠般的潮湿，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了两节旧电池换上去，插卡有了蜂鸣声，然而还是没有通气。
这个时候，我在群里问了一句。邻居们纷纷出来支招，楼上的志愿者姑娘讲了两个方法，怕听不明白，立刻就来到我家。
她稍微有点胖，脱了鞋站上那个小小的细脚伶仃的圆凳，踮着脚尖，将衣服蹭在冰箱顶上，那里也许有陈年的油垢尘土。她竭力在上面拨拉了一会，建议我给天然气公司打电话问问，结果真的得到了建议，让把里面四只电池全部换掉试试。
这位姑娘就跑回她家又帮我找来两个全新的电池，换上之后，长按红色按钮，再去试一试，天然气顺利通到了灶头上，蓝色的火苗跃起，我可以给孩子做个鸡蛋面了。
姑娘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久居城市，其实我们早都忘了远亲不如近邻，每次穿过这个楼房黑沉沉的楼道，站在似乎常年无人打扫的电梯间，我恨不得屏住呼吸，如果有邻居在中途上下，总忍不住一阵心烦意乱，似乎从来没心情跟谁说笑几句。
而在家里有困难，无法向外寻求帮助时，邻居们还是如此热心地关切着这些小事，尽管其实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前一阵子用跳集和倍速的方式看了理想主义大剧人世间，这两天晚上看了两个电影，一个是纪录片大学，一个是误杀二。
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着很多朴素、高贵的生命。
比如钱穆先生的女儿钱易老师，她是我们环境行业的泰斗，有很多教科书都是她主编的，八十三岁，依然在教学一线，身姿挺拔，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她穿着碎花的短袖，小格子的外套，跟所有奶奶同款的宽腿裤，布鞋布兜，住在清华老式的家属楼里。她依然像个学生一样谦逊、求知若渴，总是看到别人的成绩和自己的问题。
比如误杀二的主人公，一个小编剧，面对命运的苦难与灾祸，用伪装的凶神恶煞去对抗强权，用生命去换取儿子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唤起民众的共鸣。有些孩子只是孩子，有些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这早已是我们社会铁一般的现实。然而高处不胜寒，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这个时代，终究不再是封建时代皇权天赐了。电影里有良心的人很多，包括警官、记者，医生，甚至包括最后心生愧悔的罪魁祸首市长本人。这些不是主角的人，更像是真实存在的大多数人。
人能知悔，善莫大焉。
尽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多根本不知反省，从来也不认错的人，他们永远正确，言之凿凿，指鹿为马，只认一己私利，不信公理天道。很多时候这些人比容易心软的人更加成功，更加春风得意。可惜成功在他们身上，只让人感觉渺小，不值得追求。比如人世间中的成功企业家强奸犯骆士宾、最终忍不住同流合污的有钱人姚立松，在始终面临生活窘境却拥有真爱的周家兄弟面前，总是显得那么的贫穷寒碜。
总有些时候，总有些人，让我们觉得，虽然我们也想要他们那样优越的好生活，但那样活着挺没意思；让我们觉得，世界与人心是这个样子，要想活得好就得随其流变，真他喵的没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确实拥有大批钱易先生那样的前辈，有大批像刘秀祥和宋云天那样的年轻人，有大批像误杀二里有良心的配角那样的同路人，他们是不怎么成功的警察，冲动失业的记者，不合时宜的医生，能够追悔的权势阶层。也许这些人的比例并不高，但我们人类的基数何其之大，他们和我们一样，只要坚守心中的光亮，就是能够在黑暗中，为更多人点亮希望的星星之火。
这些人，是让我们热泪盈眶，找到生命意义和生活方式的灯塔。不在于有多大的能力，不在于做什么工作，而在于有怎样的心地和意图。
生命有限，在疫情笼罩之下，也许病症并不足以让人恐惧，但也足以让人念及生命的短暂和无常。
小时候我们总被大人忽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好读书，以后工作了才有好日子。上学时爱看电视，我爹苦口婆心劝说，等你上班了，在房顶装个大屏幕，可以没日没夜地看。后来混到毕业，想着好歹考几个注册证书，生个孩子，然后就轻松了，可以随便在工作岗位上混吃等死，悠闲地把好生活张罗起来。
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上学的时候原来是人生最轻松的时候，工作清闲的时候竟然是最痛苦迷茫的时候。
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并没有那么值得，什么才配得上一个人宝贵的生命，什么根本配不上你本应充实度过的一生。
在疫情居家忙碌的间隙里，我一个碌碌无为的中年妇女，还在常常思索着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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